朝阳路上

性骚扰无预防即是过错

自从性骚扰于1995年被写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它就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在不断提升，众所周知的是，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仍然十分艰难。有一些勇敢的女性走上了诉讼之路，然而结果却几乎都是相同的：无法认定性骚扰，更无法让骚扰者受到真正的惩治。

关键问题是，除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宣示之外，《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为防治性骚扰提供真正有力的法律武器，性骚扰的定义和法律责任在国家级法律中是空白。弥补空白的任务只能交给地方法规，至今有23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其中有两个地方在性骚扰方面有所突破，一是陕西：对性骚扰给出实质性定义，明确违背妇女意愿是性骚扰的构成要件；二是四川，指出用人单位对性骚扰的发生负有责任，如有过错应当赔偿受害者。

这两个地方法规无疑为中国的反性骚扰法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违背妇女意愿是色情信息或性要求是否构成性骚扰的重要标准，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把自愿交往和性骚扰划清界限；而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则是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关键，一方面从法理上来说，劳动者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意味着用人单位未能为其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因此理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从实务上来说，只有用人单位行动起来，才能找到预防和惩治性骚扰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具体而言，用人单位对防治性骚扰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认定用人单位在性骚扰发生中具有过错？这至今仍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受害者举证和索赔仍然会相当困难。因此，北京市近日公布的北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再次显示出突破性的价值，因为它首次明确“单位未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的，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对于性骚扰的发生，用人单位无预防、未制止就构成过错，就应该赔偿受害者。

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会提高受害者通过法律诉讼获得赔偿的机会，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当事人不需要为不存在的事实举证，也就是说，受害者不需要举证说明用人单位没有采取防治措施，而用人单位却需要充分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否则就会被认定有过错，这样，受害者取得法院支持就容易多了。其次，它将相当有力地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和改善性骚扰防治机制，以免一旦发生性骚扰自己被判有责，而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性骚扰的发生率和危害性都会降低。再次，它让受害者更容易获得赔偿，她可以将用人单位和骚扰者同时列为索赔对象，只要法院能认定性骚扰，那么用人单位就必须为骚扰者的行为“买单”。

无预防、未制止就是过错，这一反性骚扰法律原则的确立，或许将从此改变面对性骚扰事件中用人单位漠视、姑息、推诿的普遍现象，要知道，对于受害者来说，最使之寒心的往往不是骚扰的发生，而是令骚扰者无所顾忌的工作环境，是单位对举报置之不理、敷衍塞责甚至反过来责备和惩罚受害者的态度和做法，这在以往的一些案例报道中屡见不鲜，也因此，许多受害者选择了隐忍，因为她们知道举报也没有用处甚至会让自己更倒霉……今后，或许这一切将会逐步改变了。

那么，什么是用人单位应该建立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在预防方面，该实施办法提出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将反性骚扰条款写入劳动合同，在制止方面，该实施办法提出“女职工委员会在接到投诉时，应当进行调查、登记备案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但是，女职工委员会是工会分支，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并不具有直接制止性骚扰的权力，何况目前很多用人单位并未建立女职工委员会。在还不具备建立参与式的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的情况下，将单位内部处置性骚扰的职权归于人力资源部门应该是现实的选择。

Q.一个艺术家怎么才能混出来？

Romaine Brooks: 即使没有歧视，艺术家成功也不容易。

Alma Thomas: 你在工作室里创作，然后带着作品跑画廊，它们只为一小部分艺术家做代理并出售他们的作品。有时画廊一周能接待几百个满怀希望的艺术家。你还要努力让博物馆关长对你的作品感兴趣，博物馆是购买和收藏艺术品的非赢利公开机构，它们和画廊相互影响，能在博物馆展出的画家比画廊更少。批评家通过评判你的作品来推动这个过程。获得他们的注意非常难，因为展览比评论多得多。艺术收藏家从画廊买艺术品，还坐在博物馆的会议桌前或委员会里，建议他们收藏什么，也接受博物馆的建议。要靠艺术生存，女艺术家就不得不谄媚这个体制。

Diane Arbus:博物馆和画廊倾向于只展示那么一小撮艺术家的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和白人。

Q.但是，艺术评判不是个水准问题吗？如果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真的很棒，为她们就不能靠自己出人头地？

Lee Krasner: 能进入博物馆和历史书的高雅艺术是被很少的一群人所主导的，我们的的招贴画已经一再证明，这些人不管是不是够聪明或善意，仍对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有偏见。

Romaine Brooks:要在艺术方面成功，运气、时机和够出色有才一样重要。为什么看起来走好运的总是白种男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从历史到现在，体制就是为了支持白种男人艺术家而建立的，好运只属于他们。西方过去实行保护人加工作室的艺术制度，现在也没什么区别，虽然保护人不再是皇家宫廷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变成了支持特定艺术家的画廊老板、收藏家、批评家和博物馆。只要有足够的钱投到某个艺术家身上，每个人都会发动起来把这艺术家的名字列在前头，从而让他进入历史。然后那些用这种办法成功的艺术家就开始定义什么是艺术水准。

Alma Thomas:“水准”总是被用来让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出局。

Q.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艺术和白种男人艺术有不同吗？

Alice Neel:艺术是经验的表达，如果大家都承认性别和种族影响到经验，那么很自然她/他们的作品会不一样。

Ana Mendieta:我们还为另外一件事而斗争，我们认为博物馆和画廊里的艺术品应该反映我们文化的全貌，我们真实的文化，而不只是白种男人的那一部分。

Q. 艺术界对待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方式是特例，还是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Rosalba Carriera: 很多人相信艺术是特殊的，超越陈规束缚的。虽然艺术可能会有一点超越性，但它仍可能被跟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的规则所支配，我们认为这里有公民权利的问题。

Zora Neale Hurston:几个世纪以来，妇女和男性有色艺术家被拒绝通过平等的途径成为艺术家，但仍有非常多精彩的例外，即使这些人被博物馆忽视，被历史书抹杀！

Paula Modersohn-Becker: 被用得最多的教科书《詹森艺术史》, 在詹森本人去世之前没有提到一个女艺术家，后来他的儿子做了修订，在2300个女艺术家里挑出了19个，好多。

Gertrude Stein: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高雅艺术是走在大众文化前面的，但所有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它一点不前卫，而是很落后。看看我们招贴画里的对比，从事传统男性职业的妇女比在主要的艺术画廊获展的妇女（比例）要多，巴士公司比纽约市的画廊更文明，艺术界比邮局更男人气。

Q. 所以你们不能只是呆在工作室里，苦苦工作着指望受到注意？

Meta Fuller:当然，所有对公民、妇女和同性恋权利运动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进步只能是施压、抗议和斗争的结果。

Q. 你们真的想重写艺术史，把那些我们熟悉喜爱的白人男画家都删掉吗？

Georgia O'Keeffe: 是又不是。历史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它总是需要调整和修订，那种把一个时代的艺术简化成只有少数天才及其杰作的做法是短视的，是巨大的错误，另外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我们不是要忘掉伦勃朗和米开朗琪罗，只是想把他们挪开一点，给我们其他人腾些地方！

Q. Hilton Kramer（观点保守的艺术评论家）称你们是“配额女王”，你们真的认为所有的展览都必须有50%的妇女和有色艺术家？

Zora Neale Hurston:我们从来不说配额，或者我们总要说配额。我们从来不批评一个机构没有让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占50%，但我们羞辱他们，因为他们给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机会不到10%。

Georgia O'Keeffe:为了补偿迄今艺术史中发生的这些事，每个展览都应该有99%属于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当然只需要坚持400年。

Q. 你们讨厌用来描述艺术的语言，杰作、创造性的、天才这些词儿有什么错？

Frida Kahlo:如果“杰作” （masterpiece）一词只能用“主人”（master）做词根，而“主人”被定义为“控制权力的男人”，你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反对它。考虑到奴隶制的历史，我们建议把这个词改为massa（主子，黑人对奴隶主的称呼）和massa's piece（主子的作品）。

Lee Krasner: 用simenal这个“精液”的形容式来描述创造性的成绩和创意实在是太过分了， 哎，想想它就让我嘴巴里有一股怪味。

Tina Modotti: 下次再有人想用seminal这个词时，可以试下用germinal（胚胎一词的形容式）代替。

Anais Nin: “天才”这个词和拉丁语中的“睾丸”一词有关，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几乎不用来形容妇女。

Q.如果艺术界是如此的堕落可恶，你们为什么还希望成为它的一部分？

Kathe Kollwitz: 游击队女孩本身完全不希望去分馅饼，我们是多元的团队，成员的年龄、种族、性倾向和在艺术界的成功程度都不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炸掉苏活区，一些人已经在博物馆搞过回顾展。我们一致同意的是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值得分一块馅饼，而且不应该被阻止分到一块更大的，如果以后她/他们会那样的话。

Violette LeDuc:攻击我们想分馅饼的人往往自己就占了馅饼的大部分，他们不会攻击其他领域的妇女，比如想成为合伙人或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法学毕业生。

Q.你们对色情描写的立场是什么？

Anais Nin:我们打算在我们就它是什么达成共识之后立即有一个立场。

Q.关于审查制度呢？博物馆应该展出淫秽和冒犯性的艺术吗？

Rosalba Carriera:那当然，如果其中有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作品的话。

Q. 关于女男同性恋的议题呢？

Romaine Brooks:我们支持女男同性恋的权利，我们其中一些人是酷儿。

Gertrude Stein: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招贴画涉及女男同性恋的议题，比如我们呼吁极右派去接受心理分析，以确认他们对Robert Mapplethorpe（摄影家，曾因表现男同性恋色情而引起关于是否应给予其公共资助的争议）如此感兴趣的根源。

Violette LeDuc:我们声明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控性骚扰的大法官，见前）应该把他自己要求的隐私权拓展到同性恋身上。

Alice Neel: 我们在我们关于自然法的解释中嘲弄恐同症的艾滋偏执狂。

Vanessa Bell: 第一期《潮热》嘲笑了《纽约时报》报道女男同性恋时的清教徒式语言。

Georgia O'Keeffe: 我们希望看到关于女同性恋性存在的艺术像关于男同性恋性存在的艺术一样被严肃对待，现在正在开始这样。

Q. 面具让你们不用为自己提出的指控承担责任？这不是胆怯吗？

Rosalba Carriera: 事实上，我们从戏弄开始的，是在愤怒中对建设性的实践，当面对广大的受众时，它已经成为一份重大的责任，我们并没有这样宣示，但我们努力实际做到（负责），我们当中没有人因为做“女孩”而获利。

Ana Mendieta: 我们休息一下。“孤独山脉”（早期广播和电视中带面具的匿名超级英雄，见前）是胆怯的吗？

Q.有没有人试图揭露你们到底是谁？

Paula Modersohn-Becker:有一个人曾威胁要这样做，但有成千上万愤怒的、斗志昂扬的女权主义者关注他的案例，她们已经够他受的了。

Liubov Popova: 好多年以前，曾有两个人张贴过带她/他们照片的招贴画，宣称自己是“游击队女孩”，真是不可思议的职业策略！

Q. 你们制造了改变吗？

Emily Carr: 我们让经纪人、馆长、批评家和收藏家更富责任感，对于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来说形势确实好了很多，虽然同时有很多倒退。

Frida Kahlo: 就在去年，曾在80年代中期宣称性别不再是一个限制性因素的Robert Hughes（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作家和广播主持人）, 为《时代》杂志写了一个关于伦敦某美国艺术展的评论，他说：“你用不着是‘游击队女孩’就可以知道，这展览里没有足够的妇女。”这是进步，虽然Hughes 食言了，没有里为自己过去的迟钝而道歉。

Paula Modersohn-Becker: Mary Boone（女画廊老板，见前） “不够男人”，所以不承认我们影响了她。但在我们抨击她之前，她从未代理过任何女画家。

Kathe Kollwitz: 博物馆馆长们觉得自己是被迫在镜头前奉承我们，他们惯于忽视我们，总希望我们自己走开。

Gertrude Stein:这种悲惨的局面必须要改变，而我们是改变的一部分。

Q. 成功有没有毁了你们？

33.3%: 有

33.3%: 没有

其他人: 不好说。

Q.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所有人: 回到那边的丛林，回去工作。

Q. 最后一件事：你们怎么能忍受整天戴着面具？

Emily Carr:它很性感（hot）。

Paula Modersohn-Becker:但戴着它的感觉更热（hot）。

Alma Thomas: 但我们看起来这么美丽，所以不怎么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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