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又成了众矢之的，她说换偶没有道德问题更不应该受法律追究，反对者说换偶就是有道德问题，我看这种争执全是鸡同鸭讲，那些反对者们没有注意到，李银河说的和他们说的并不是一个道德。

李银河的道德是自由主义式的道德，权利视角下的道德，即成年人不伤害他人的自愿行为，既是他们的权利，同时也应该为道德所容，也就是说，只要经过权利审查的行为，就该拥有公开的，尽管可能低调的合法性。

李银河用权利视角重新检查现有的道德和法律，并指出后者应该退出对性权利的检控，她对聚众淫乱罪的挑战，和这种罪名的功能一样基本是象征性的，因为众所周知，除了用来曲线惩治邪教以外，聚众淫乱罪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绝少被使用，这个罪名既然有此妙用，也就不怎么可能被好心取消。而相比之下，她对性道德的触动却真切得多，因为在如今的中国，绝不缺少非传统的性，恰恰只少对这些性的公开合法性的给予，而这种给予的JIAN吝，又正是制度在默认行为控制的无力之余，所必须守住的统治底线，简单点说就是，换偶这类事，不明身份的极少数人要做是管不了，但绝不能承认他们不错。这也就是道德范畴在社会机制中的妙用：通过言说的压抑补充其他压抑之不及，同时也是通过放逐出合法性之外的判决与压抑对象达成妥协以维护这个社会机制的运行。

现在李银河却要来打破这种妥协，让压抑退后，于是颇让有些人不安。道德之有功用，在于它可以助人解决大小是非，道德之不能割舍，在于它是人人日常生活的承载，刻薄点说，某种道德能够主流化，缘于它能够绑架到足够多的人的个人生活，因此，其发布者不论，即使是被统治者，也会心甘情愿地拥护之，因为他们也在其中有了一份虚拟投资并希望继续支取正义月息。而通过另类经验，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所进行的学习，则是道德反思的发展路径，但若经验狭隘，身心懒惰，自然只好做与主流同行的群氓，即使自以为是“勇敢地站了出来”，自以为在无坚不摧地维护天理人伦，如薛涌。

世上确有公理在，但公理该是权利，不是道德，作为建构和习得的产物，道德自身变动不居，也理应面对追问和质疑，因之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李银河的反对者那里，道德却成了一个不可讨论的黑洞：为什么换偶不道德，因为它危害社会，为何危害社会，因为它不道德……这种拒绝承认道德之社会属性的循环论证，看起来理直气壮，技术含量却实在太低。关于换偶公开合法性的主张是否真的威胁到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基础存疑，但一夫一妻制尽管把欲望流动打入灰色地带，却改变不了欲望总要流动的事实，这种事实肯定比一夫一妻制更亘古不变得多，也从来都是这个制度和这个制度中人最大的难题。到今天，传统道德因其对难题的无解而越来越空洞化，这是它自己应该终于调整的危机信号，至于个人，谁都可能因此空洞化成为受害者，因为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一只脚踏进那没有权利也没有保护的灰色地带，所以我想，即使不为给别人出路，即使只为自己存余地，对李银河的反对也该留点情。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是鲁迅当年用过的标题，在性道德这个领域，老调子就是唱不完，但好像也只有在这个领域老调子才这么高，别的方面，连公交车上是不是该让座都能争一争了，领导们连自己有否受贿都搞不清了，好一个“道德失范”的社会，这么虚伪分裂下去，我才担心要崩溃。

尤妮斯·利普顿出生于纽约，父母都是俄国移民，父亲爱好文学戏剧，注意鼓励女儿的才能，成长年代中，父女两人在一起度过许多充实的时光，父亲对她说：尤妮斯，到欧洲去，或者，尤妮斯，不要结婚。

但另外一方面，父亲经常会玩失踪，人人都知道，他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另有女人，但母亲没有能力离婚。3岁时，母亲把尤妮斯抛给外祖父母10个月，尽管她后来解释说那时实在没有办法，但女儿却决定永不原谅。母女的关系越来越糟，相互争吵，吐口水，推搡。尤妮斯知道母亲渴望拥抱自己，但为什么她们要用诅咒代替拥抱？她梦见自己变成男孩，和一大帮同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某个农场，直到美梦被突然降临的母亲破坏。

19岁尤妮斯就结婚，25岁时离婚，丈夫警告说若离开他，没有人会雇佣她，幸好那不是事实，她凭硕士学位到大学教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者，因为在一次论坛上发表尖锐的批评而被学院解职过一次，又经历了几段男女关系，到1980年代，她已经成为有一定资历的艺术史教授，有了温和的总是支持她的第三任丈夫，两人一起到巴黎度假6个月，就是在那里，她开始追寻那个化名奥林匹亚的女人。

《奥林匹亚》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名作，描绘一个侧卧在床上的裸体女人，尤妮斯形容说：“奥林匹亚并不是一般常见的裸体女人，不是那种在床上隐隐约约地包裹着，恳求被爱，或者任命地垂下双眼的裸体女人，她更不会轻佻地笑。……她是个可以对你说‘是”也可以对你说‘不’的女人。”

上图：马奈《奥林匹亚》，画中人是一个不合格的男性欲望对象，其实，维多琳·默兰是同性恋者。

1865年《奥林匹亚》在巴黎的沙龙展出，遭到强烈的批评，媒体说画中女人邪恶、怪异，像某种母猩猩，奇形怪状，说这幅画十分下流。当局立即封杀这幅画，马奈逃到西班牙，虽然他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成千上万的裸女画中人们独独对这一幅生气。尤妮斯则解释说，是奥林匹亚那不驯服的气质激怒了男人们，她的面孔上写着：要一切，或者什么都不要。

《奥林匹亚》可能是艺术史上第一次激起众怒的画，后来，它又被认为是马奈的代表作品，“奥林匹亚”也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但那个模特儿本身是怎样的？记述说，那个原名维多琳·默兰的女人，出身卑贱，混迹街头，在给马奈做模特之后，也曾产生过愚蠢的野心，试图画些微不足道、手法拙劣的画，甚至还曾在某个二流沙龙上与马奈一起参展，但她还是不能摆脱淫乱荒唐的生活，只能向夜晚的同伴兜售作品，在彻底变成酒鬼之后，就没人再知道她的消息，报道她的一篇文章名为《奥林匹亚的悲惨结局》

——很符合大众感伤的故事，但诺克琳不怎么相信，从《奥林匹亚》中读出的一种反抗，让她怀疑那些记述暗藏阴谋，一种有意无意的男性合谋，想让这个不寻常的女人沉默，变形。默兰给马奈和其他画家做模特，端坐在画架对面时，她如何开始想象自己及也拿起画笔？一个底层模特为高攀男人的、被政府主导的沙龙体制所控制的艺术殿堂而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辛，她真正的成就，还有她的个人生活也一定相关，到底如何呢？

总之，她要找出真正的维多琳·默兰，一个艺术史上失踪的女人的真相。

她先从马奈留下来的材料入手，却一无所获，对这个曾多次用身体和面孔给他灵感的女人，马奈从没有在信里或便条里留下一句记述。法国人号称珍惜自己的全部历史，但在各种机构里，关于《奥林匹亚》，往往只有一张复制图片，仿佛除了一个形象，形象背后的生命从没存在过。

第一个发现就让尤妮斯惊讶，原来维多琳·默兰一直活到1928年，而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死于19世纪末。她曾多次参加画展，还曾加入高贵的法国艺术家协会。在一张卡片上，尤妮斯看到了默兰自己的笔迹，“职业”一栏空缺——这表示她根本不敢把自己当作画家吗？看到一幅名为《女人与猴》的画的复制品，尤妮斯差点流泪——那个模糊成一团的身形，还握着酒瓶的形象，与当年的奥林匹亚是多么不同，默兰经受了怎样的摧残或者篡改？

尤妮斯所得甚少，她变得沮丧，疲惫，深感困扰。她还要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在精神分析中，她唤出了内心深处的母亲——美丽，芬芳，给自己一个吻。母亲和女儿，同命的女人们，痛苦在纠葛中彼此反射，解放不了自己也解放不了另一个。

尤妮斯决定辞职，放弃学院中的权力，充分释放自己对体制政治的鄙夷。她继续独自追寻奥林匹亚，终于抓到一个线索：一个同时代的男人曾写过一份关于默兰的长篇手稿。她热泪盈框地得到了手稿复制品，然而它不过是对所有关于奥林匹亚的陈辞滥调的重复，但它本身又是一个线索，在两个年高有德的女人的帮助下，终于有一天，尤妮斯走进了巴黎郊区的一栋小房子，默兰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追寻之旅的终点。她是多么想看到默兰的一幅作品！但是没有。

维多琳·默兰，一个小洗衣店主的女儿，从小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深为如何确证母亲的爱而苦恼（与尤妮斯一样），从1860年代成为马奈的模特，计划也很著名的《草地上的午餐》时，马奈告诉她，她将是裸体的，而另外两个男人则不，她不喜欢那样，但还是同意了，后来才有《奥林匹亚》。多年后，又有一个画家要她做裸体模特，她想：为了钱再脱一次又如何？但为什么把她画成酒鬼？那不是真的。

上图：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另外一幅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名作。

上图：《草地上的午餐》女权版

她居住在巴黎艺术区，上绘画课，有一天，她画出了一幅自画像——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她激动得当晚跑到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她的身份认同必须钻进男人的设定，为了卖掉画，她注明自己是“马奈的学生和模特，奥林匹亚的原型”，她印小小的名片上街散发，告诉人们，请来看奥林匹亚的画吧，请来看。但她从没被真正承认是画家，她卖掉的画少得可怜，男人们把她的画评述得鄙俗不堪。

马奈曾承诺留给她一点点钱，但她从未得到，另外一个画家劳特累克资助她，同时，他带人去看她，在门口告诉别人：她可就是那个奥林匹亚呀。

她得到一个剧场领座员的工作，另一个女领座员成了她的生活伙伴，她们一起搬到巴黎的郊区，在没有人再把这个老妇与奥林匹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她默默死去，她的遗物被后来的房主全部烧毁。

——这是尤妮斯所发现的，并掺和着她的想象的维多琳·默兰的故事，在“他的历史”的缝隙里，借助偶然幸存的吉光片羽，以女人与女人的共情重塑的另外一个奥林匹亚，挣扎中的心路，被消声的苦涩。无法更完整了，关于奥林匹亚的追寻，只能就此作为一份行动实录，究竟，最重要的并不是向“他们”说“她”，而是女人们穿越男性话语重新相互对话并返回自身间的经验。

尤妮斯曾经与琳达·诺克林提到过她的工作计划，并得到后者的大力鼓励。琳达·诺克林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之一，著名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作者，在这篇堪称伍尔芙《自己的房间》艺术版的论文中，诺克林写道：“问题不在我们的星座、荷尔蒙、生理循环、或者空洞的内在，而在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我们的教育——此处所谓的教育，包含了从我们进入这个由象征、符号和信号构成的世界的那一刻起，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对这个社会体系，维多琳·默兰曾孤独地斗争过，而尤妮斯·利普顿让她的斗争复活。

尤妮斯·利普顿《化名奥林匹亚——一段女人寻找女人的旅程》和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均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艺术文库丛书，台湾版翻译。

这是碗给的题目，我就是通过碗的一个帖子领到猫的。

目前网上有两个“二奶维权网”，一个就是那个由北京某律师建立，声称要帮助二奶这一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的网站；一个属于浙江的一名女子，她自称因开黑车被扣而成为一名交通局执法人员的“二奶”，被欺骗抛弃后建立网站发布她举报那名男子的各种材料。

两个网站同名不同质。律师建网站的动机，显然是为了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度，招徕案源，他自己也不讳言“商机”的驱动，网站名将“二奶”这负面词汇和“维权”这正面词汇嫁接起来，也就是一种媒体策略。而在那名女子那里，“二奶”的污名却成为一种绝望的武器，她不惜顶上它以期求体制和舆论的关注，要负心男付出代价陪葬自己的伤。

高调使用“二奶”的名义，在律师来说，乐见因此引起争议，争议越多，他的网站就越受瞩目，请他代理的当事人就会越多，二奶们将堆砌起他的业绩，而在那名女子，却意味着她比那个男人更早地丧失了名誉，而且可以预见，她注定是这场纠纷中失败的一方，对那个男人来说，不过将在家庭的支持和体制的暧昧态度中度过一场小狼狈。这是二奶，一个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已经被定型而并没有松绑可能的概念，被两个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分别使用所造成的对比。

文化给予男人多性伴的特权，性别分工给予男人更多的金钱、权力和活动自由，女人能做该做的就是用各种办法绑定男人，用婚姻、孩子、贤惠温顺、好饭好菜或者性、青春、美貌，用前一种办法的是好女人但可能被欺骗抛弃，后者是坏二奶一样也可能被欺骗抛弃，前者多少还能指望法律和道德的救济，后者就只好做女光棍，玩得好得点钱财，玩不好就像那个浙江女子一样落得身心受损。而男人可以唾弃黄脸婆，也可以归咎坏女人，在为二奶设置的道德法庭上却看不见他这个被告，连语言里都没有一个与二奶对应的称呼给他。

法律和道德都驱逐二奶，却不介意男人以钱权变相或公开地交换和控制女人，二奶群体的灰色化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秩序的性别不平等，好女人坏女人，隔着一夫一妻制的栅栏相峙，不过都是予取予求的男性用品。一部分人的权力太多，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利就不够，在这种分配定局不变的情况下，“二奶维权”只能是社会新闻，在就这新闻做“站立场”游戏的时候，或许不少人都带入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吧，像那位律师的妻子，就坚决反对二奶。但对一个制度所造成的问题，在不反思制度的前提下，无论如何选择态度，是谴责、支持或表示宽容，都只属皮相，我不想说“二奶维权”的是与非，我更关心那架男与女权力的天平如何才能被校正。

尊敬的编辑女士/先生：

您好！

贵报评论版昨日发表郭惠兴文章《要不要建中国男镇？》，文中谈到：“中国的妇女地位，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来说，都算是相当高的。……从共时性来说，中国妇女地位在亚洲国家名列前茅自不待言，即使与所谓的欧美先进国家比较，也不遑多让。”

这段评价并不符合事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提供最权威的相关排名，据最新的2005年度报告（2006年度报告尚未公布）显示，中国的性别发展指数（GDI）在177个国家（地区）中排第64位，仅处于中等稍偏上水平，与挪威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亚洲，在部分国家（地区）未统计的情况下，中国排第11位，实在算不上是“名列前茅”。

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相比，尽管中国近年来的性别发展状况有所改善，但相比之下进步并不那么显著，GDI世界排名从1995年的71位到1005年的64位，10年间仅进步了9位。另外，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的相对水平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下降，例如，据国际议员联盟等的统计，中国全国人大女代表比例的国际排名近年来一直连续下滑，已从1994年的第12位降至2003年的第38位，这种逆妇女参政世界潮流而动的状况是很令人忧思的。

国际排名如此，自我评估如何？据《1995-2005：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中的研究结果，目前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8.23分，也就是说，已经及格，尚未良好。在此不再赘举其他例证，简而言之，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中国的妇女地位状况并不特别值得自豪，郭文评价实在想当然。

郭文中还谈到美国科学界的性别歧视，尽管没听说哪个中国女科学家变性，也不知是否有人就此课题做过中美比较研究，但只看堂堂中国科学院，仅给女性5%的席位，我们怎么敢说中国科学界不像美国那么歧视？

连杀10人的陕西农民邱兴华已经被一审判处死刑，犯罪心理学家又出面为他做心理分析了，我当然是不懂犯罪心理学，倒想借助媒体报道自己分析试试。

幼年丧父，母亲患有精神病，不能给他足够的爱护，儿童不能理解和克服亲情缺失造成的情感难题，是他后来人格障碍的第一前因。在他成年后就此发展出来的代偿机制，是极度怀念母亲，通过对母亲的祭奠，他幻想和享受从未得到的母爱，为自己寻找感情的托付，另外他还夸张一位女教师对他的关心，过度感恩，这都是他童年时即患上的感情匮乏症一直没能根治的表现。

他小时候很聪明，但没有人引导他如何运用它，其实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商：在接受自己和世界的基础上建立这两者间的稳定关系。作为农村家庭的孤儿，他得不到这方面的扶助，结果是聪明反而成了麻烦：在第一次失败——刻出的印章没有人再需要——的时候就给他带来了第一个严重的打击。其实，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笨一点可能更好：笨会更认命，更少因失落而产生内心冲突。

初中没能毕业即因贫困辍学，这注定了他将要只凭两只手挣扎求生，对农民来说，忍耐力和体力是非常重要和仅有的生存资本，但这两者他都不具备，这让他比其他同命者更弱，尤其是不能甘心忍耐，在这个社会里简直是一种罪过，人人都要鄙视，就像他所遭受的那样。

他竟然幸运地找到了老婆，那是个非常可怜的女人，他的口才所给予的那点点感情滋养就够和她一生等值。然而这个幸运的代价是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羞辱，女方家人请人并借助派出所的力量对他进行殴打逼勒，那些参与者至今对此事津津乐道，而他则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性较量的落败对他们多年耿耿。

结婚本来是“做男人”的起点，但他却因此在家乡无法生存下去了。农村社区用大量人伦规则控制和保护其成员的生活，而被社区放逐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可靠的生存资源和行为引导。他后来多次迁居，到处留下恶谥，如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等，应该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陌生人社会对他的歧视和排斥。他甚至因此成了一些案件的嫌疑人，几次被拘留，尽管事后都证明并非他所为。他陷入社会生存的恶性循环，具体的迫害者无可指证，而后果全由他和他的家庭承担。

他身高只有1.65米，又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在和别人发生矛盾时不敢动手，缺少农村社会高度期待和敬重的男人气。但看似懦弱无能的男人，其实也逃不脱崇尚男人气的逻辑，只是可能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即爆发式的暴力来终极证明自己更强。

有了两个女孩之后，他仍坚持要生一个男孩，这在农村是普遍现象，也是他希望下一代寻回他自己得不到的男性尊严，这在他后来在狱中对儿子的重视中表现得最明显。但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交不起超生罚款，他被迫再次流亡，家庭的贫困更加严重。

贫困压得他喘不过气，尽管妻子和他一起挣扎，但她不必因贫困承担社会压力，在农村，人们都认为挣钱是男人的事，穷则是男人无能。不过，妻子还是得为他的压力买单，因为他需要在家庭内部的控制中补足权力感，并需要在被控制者身上转嫁失败的真正原因，通过折磨她解决自己的迷困。无论是他还是妻子、孩子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把他对家庭暴力当作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在农村，男人总能找到打老婆的理由，但对于他来说，对妻子的猜忌和虐待是崩溃——男性挫折危机化的先兆，不受干预的家庭暴力中的扭曲心理是后来滥杀无辜的根芽。

家中无米下锅，孩子没有学费，人际资源彻底耗尽，借不到钱，他无路可走了。求助于祖先是他绝望中的最后挣扎，铁瓦殿很受当地人的信奉，但殿中人并非真正的道士，借求签上香赚钱，应该其实只是一个怪力乱神之地，乡村粗鄙迷信的中心，到那里去寻求精神救助只能是南辕北辙，他在那里再次遭到凌辱，并就此爆发了。

扩大化地报复社会是典型的男性行为，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更社会化，他们倾向于不是自怨自艾，而是看到自己的绝望的外因，并且，他们看重自己的社会价值，正常情况下实现不了，即使是在毁灭的时候，也要通过杀死别人来最后实现一下这种价值。由于深刻的懦弱和思考能力的贫乏，他需要行为的道德的及具体的依据，于是运用熟悉的通俗男性逻辑，“发现”了一个合理的杀人动机：道士调戏了他老婆，而他老婆却不反抗，奸夫淫妇都该杀。不知他看过《水浒传》没有，在这段情节里他简直是那个杀妻好汉杨雄的翻版，只少讲义气的兄弟帮忙。弱者/女人成了强者——他看不见的真正敌人们的替罪羊，他为男人气献上的道德祭品。

道士们都比他强壮，因此趁他们睡觉才动手，借助黑夜和刀，他在男人气的竞争中惟一一次占了上风。他逃出包围圈到达湖北随州，但在陌生的城市里又被打回失败者的原形——连破烂都捡不到，根本生存不下去。他选择返回案发地，原因是心理虚弱驱使他投奔亲情，尤其是儿子，他在世上剩下的惟一没有伤痕的关系，当然结果是自投死路。

他最后的安排是一定要让儿子上学，两个女儿可以不上，他也选择了只见儿子，儿子是他生的遗存——在他死后还能活下去并实现他人生愿望的另外一个自己。而对妻子，在电话中，第一句话就逼问“你是不是错了”，以及有一次没给他做饭是否错了，妻子承认后又逼问“是不是想见我”。妻子的回答应该是让他满意的，因为确认了他仍然可以控制她，在这场最后的情感剥削中他简直是榨干了这个无辜女人能给他的一切。

面对媒体，他挥动手臂，侃侃而谈，在一生渴望的被重视中表现得相当具有表演性，包括说：“我应该向所有被害人的家属深深鞠上一躬”，这种话并不是真心忏悔，而是他很乐意地在配合话筒所代表的主流期待，并且使用了初等文化所能及的主流语言。到了这一步，他还想不清、说不出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又让我感到死刑判决的荒唐：社会机器大规模地启动起来，只是将消灭一个它自己制造和敌视的废物。

记一次生病

麻烦是在9月21日下午开始的，当时，我正拎着猫在霍营城铁站溜达。这是我第一次到霍营，简直是一次远征——对我来说，市里才是北京，城铁就是幽闭。一边琢磨着站台上的各种图文，一边自哀自怜地想：哎，为了一只猫竟然跑这么远。

就在这时候，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发烧了，而且浑身不舒服，看来扁桃腺炎更严重了，运气不好。不过，作为一个偏执狂，我是不会向它认输的，经过一路的自我评估，下车的时候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我生病了，第二，我不会去看病。

因为第一点，有理由一到家就一头栽倒在沙发上，默默念叨着：浑身难受，浑身难受……到天黑的时候，开始明白问题不止是扁桃腺炎，很明显，我的肾肿了。

肾的位置在两侧后腰，除非肿或痛，是不会被感觉到存在的。肿的感觉是它们变成了两个漂浮的球，涨满了下腹腔，而且很容易被擦着，所以必须要小心活动以免碰到。当然，这只是感觉，我其实并不知道肾是不是真的会肿。

这时候我陷入了惶恐，是肾盂肾炎还是肾炎？扁桃腺炎的前因让我担心后者，如果是那样就太糟糕了。

找出一本看过很多遍的《肾脏病知识》对照，仍然不能确定，于是到卫生间，把小便留在洗衣盆里，正像书里说的，是洗肉水一样的淡红色，而且有沉淀，也就是说，有血尿和蛋白尿。

打开电脑，对一个人说：生病了，不不，不想去看。对第二个人说：生病了，你陪我去医院吧，对方说：不行。

又躺在沙发上，感觉肾像汽球一样越吹越大，简直碰一下就要破了。又自我评估了一番，得出一点新结论：看来今晚是熬不过了……

到急诊室的时候已经走路如虾米了，对护士说：我的肾痛，她让我指给她肾在哪——这些人总是这样，不相信普通人也能多少有些医学常识。医生做的则是检查有没有扣痛，然后一口气开出三张单子，我说：不用做B超吧。他瞥我一眼：要排除肾结石啊。赶紧赔笑说：我肯定没有结石，我这是感染。他又撇了我一眼，把一张单子撤掉了。虾米人暗暗得意：知识就是赋权啊。

急诊十分钟取结果，验血的单子一切正常，验尿的单子上有三项打着加号，化验室旁边墙上挂着对照表，琢磨一番之后明白：白血球三个加号，红血球三个加号，蛋白一个加号，这就是泌尿系感染无疑了。

除了输液别无选择，虽然对输液一向不以为然。虾米人在走廊和楼梯间上下左右穿梭了一番，终于安顿在急诊室的长椅上，并且一旦插上针，就毫不客气地高卧了。

其间进行了一系列观察，医学：这里人可不少啊，这都是大病吧。社会学：不管看着像城里人还是外地人，个个都有家属，多数还不止一个，看来人人都有他自己的支持系统。经济学：刚进来的人都想搞个单间，哪有那么多单间，机灵点能占张活动床就不错。旁边床上睡的一定是个老人，很痛苦吗，睡着了还不停地大声叹气，翻腾，这算什么学。

一辆车推过来，占了我对面的单间，所谓单间，只是周围挂布帘的一张床。迅速判断：父女，本地人，工人阶层，老女儿看起来都过了退休年龄，老头儿得有80岁了。他们是不是在附近的哪个大院里住着三间平房，老太太每天都早起赶早市吧，老头儿这次得的是胰腺炎，以前经常生病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侦探的人和事，就不会太无聊。

老头儿昏睡着，老女儿蹑手蹑脚地走近床头端详了一番，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护士室，竖起耳朵，听她低声问：您说他这样能不能死啊？答：这可得问大夫！

老头儿开始说话，老女儿顾不上问大夫，赶紧跑了回来：你要怎么着，不能喝水，大夫说你这几天不能吃不能喝，别乱动唤，这自费药刚打上，他妈的一千多块……

老头儿消停了，我坐起身，和老女儿你看我，我看你，我献殷勤说您该这会儿躺一下，到早晨肯定特闹。若能攀谈，也可消此永夜嘛，可惜无话，除了我生了什么病、家住哪之外就再没得说了。老女儿开始瞌睡，我开始幻想，这会如果有人送份饭来吃吃多好啊，是要炒芥兰呢，还是炒菜心呢……

伟大的抗生素，那个好像叫弗莱明的家伙，确实厉害，凌晨四点钟，我又昂首挺胸地上了街，深感若生了一个可治的病，也并不是那么坏。

第二天晚上，几乎是同一时间，我又到了这间输液室，还躺在相同的位置上，老头儿不见了，不过我相信他死不了，老女儿估计换了个房间打瞌睡。死的是旁边那个，直到发现推出去的车上全蒙着白单子，拥挤的，几乎人人都打盹的房间里，也只有我和旁边的一对小母女才意识到这事，小女孩躺在母亲的怀里直着眼看，母亲说：看什么，你想睡那张床？

那张床空下来以纪念一个死者，肯定久不了。

三天后，我再次决定，既然那医院的一堆发票全是废纸，医保几乎毫无用处，那就再也不去医院了，自己治。不敢吹嘘说能给自己当大夫，只是为肾盂肾炎该怎么用抗生素大致知道。至于效果，感觉下那两个球的大小就心里有数了。

理论上应该两到三周搞定，不怎么漂亮的是，由于个别非医疗因素的干扰，那两个球至今还会偶尔浮动，只能把计划延期两周。不知漂亮否的是最后一个决定：和不送我上医院的人就此两不相干，夸张点说，我这儿也算是死了一个人呢。

《时尚健康》杂志第三次在10月号推出关爱乳房的粉红丝带专题，裸照封面再次成为该专题最惹眼的标志，也再一次引起争议，出镜的女星们说，为了公益我愿意裸，这是女人的身体自主；反对者则质疑：难道公益活动就非要裸体？

公益活动肯定不是非要裸体，相反，在中国语境中，有公益的理由裸体才能在色情的边缘上理直气壮。色情之为色情，本在于它禁忌和诱惑的双重特性，这两种特性所培育的男性饥渴使色情具有广大的市场价值，然而公开开发这种价值却风险极大，前提必须是对法律和公共道德高度敏感的把握。

通过捆绑公益，杂志可以合法地溢出媒体尺度，就裸体做高调的卖点宣传，而对裸体的色情意味，则通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操作予以精准的控制，例如，全裸但绝不暴露乳房，尽管这本是为宣传乳房健康而裸，又例如，通过采用黑白色调和数码修片技术，以及采用严正甚至有些令人望而生畏地凛然的姿势和表情，而去除大部分挑逗性，以隔断受众的意淫。因此，除了确实是裸照这一点之外，这种照片单就观赏效果来说几乎没有色情可言，这就使它在法律和道德上即突破了禁忌，又保证了安全。

然而色情仍然是使这杂志可以大卖及成为话题的隐蔽原因，本来仅靠裸体的公开展示这一点就够了，何况还加上，这是女星的实名裸体，比没有面孔和姓名的裸体要刺激得多，尽管后者的形象本身可能远更肉感真实。成功操弄受众的欲望，让他们向往又让他们因得不到魇足而迷惑，这是消费性杂志成功的必须，就这策略而言，这封面照可以说是一流地耐人寻味。

对出镜的女明星来说，公益是保护声誉的前提下惟一可能的裸体理由，而不完全是借口——为公益而裸的表白不必全是谎言，为高贵的目的而奉献全部美丽，这很可能是让她们自己都感动的逻辑，同时，由于裸对她们来说也相当不同寻常，在自我挑战中也可能激动她们自己的心，有让她们多少发现新我的功用。但这一切有前提，即对这些二线女星来说，登上一线杂志封面的机会相当珍贵，与和这类杂志合作的价值考虑相比，为什么而裸，是乳房还是心肝肺，公益也许不过是一颗让她们放弃半推半就的轻轻砝码。所以，尽管女星们都诚恳地谈着关于公益与裸体的心得，其实她们只是给出皮囊，忠实完成时尚工业所安排的表演角色，那看似高贵虔诚的裸连接不到她们的个性真实。

要说高贵，真实的裸最高贵，和美丽或公益倒未必相干，那可能是当年黛米摩尔临盆前所拍封面照的裸，是麦当娜47岁时仍健壮有力的裸，是美国当代艺术项目“真实的女体”群雕所复制的普通女性的裸。和这些裸的坦然和震撼相比，中国时尚工业假借公益，以豪华资本支持的裸，只是欲盖弥彰地空洞和虚伪。

蒋雯丽美加净电视广告风波实在是有些无中生有，风波之源只是某个论坛的一条帖子，而且大部分跟帖者都不以主帖为然，后来众多评论者和专家更一致地为蒋雯丽开解，可见所谓“极大争议”其实并不存在。然而央视还是停播了这条广告，蒋雯丽平白成了受害者。

之所以说蒋雯丽冤枉，是因为，若不是正赶上缺少新闻的黄金周，又有记者发现了那个“炮轰”帖，这场风波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知名女星加luanlun，多么耸动的题材，只须将个别网友夸张成一帮网友，就足够一条上好的黄色新闻。这种做法，往小里说是制造垃圾，往大里说，是伪造民意，绑架舆论。但当事人却不得不当真回应，而制媒者却置身事外一般地无辜。已经有评论者开始据此拷问网络舆论的道德偏差，但相比于媒体在其间的两头挑拨，也许网络舆论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另外一个有趣的角色是央视，这个声称自己代表党和人民的机构再一次表现出了它一贯的颟顸：它一向并不在乎舆论监督，但为了在保守道德的检查与自我检查中确保绝无差错，它并不在乎放弃一条广告的经济效益，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平保护。它的做法与责任承担毫不相干，而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对策：赶紧把自己撇清。整个“luanlun”风波中莫名挥舞的道德大棒，只有加上央视的力量，才能将蒋雯丽和美加净公司彻底打成弱势，而无论真假的民意，一旦嫁接了强势，也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了。

由此可以瞥见中国权力生态的特色：一方面是商业权力迅速成长，另一方面，商业权力仍然受到其他无规则权力的严重制约，包括某些缺少自律、在此次事件中煽风点火的媒体，其间却太缺少公平正直的探讨与协调空间。而本来处于最底层的民众权力，总有被操弄篡改的风险，偶或泛起，也总让人担心是否已经面目全非。

回到那则广告：它的问题当然不在“乱伦”，而在于以 护肤品让女人永远年轻的 神话再次传播了关于女性价值的迷思，通过小男孩之口说出的其实是成人世界的逻辑：只有年轻漂亮，男人才会要你。将男女关系转化成母子关系，以温馨亲情包装美丽教化，新颖的创意让广告更像高明的陷阱。但是，这样的社会性别批判恐怕是很不讨好的，因为我们的社会道德还高度缺少对性别平等的敏感。

亲爱的倪震先生：

我有个问题，在心里很久了，从来都解不开，有时可以扮忘记，但更多时候忘记不起。希望以你的智慧，可以帮帮我。

我和一位有妇之夫，十年了。他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就像倪生你一样，我是在从前那间公司认识他的,很快就被他才华吸引。他认真工作的神态，使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他。我暗恋了他几个月，竟发现原来他对我也有兴趣。天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幸运。对我来说,是梦境成真,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管他有太太了。

很快，我们就发生了性关系。事实上，我们十年来每星期都有上床，真不敢相信，这样快就十年了。可惜,我们的关系似乎只限于上床，我们很少有其他娱乐。通常都是他来我家（我是独居的）,做爱，谈一会，他就洗澡，离开。

倪先生，我爱他，我不敢奢望他完全属于我。但心底其实也想知，一个从来不敢问出口，甚至不大敢想的问题：他爱我吗？十年了,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吗？倪先生,我相信你,你讲真话给我听,我受得起。

祝你平安快乐

小芬

亲爱的小芬：

我想先说一个故事，是十八年前做广告公司时有位同事告诉我的。还记得,他是当 笑话讲给我听，可惜我一点儿也笑不出。

有个很懒的男孩子,书念得不好,又无心工作。后来，父母死去了，只剩下一头母牛。男孩子每天就榨几瓶牛奶，拿去市场卖钱维生。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如是者竟过了十年。十年后的某天早晨，已变成青年人的男孩，又如常在替母牛榨奶，准备拿去市场卖。谁知母牛眼泛泪光，竟然哭了起来。青年人大奇，便问母牛：“牛呀牛,你为什么哭呢？大家也叫相依为命，有什么不开心，不妨告诉我。”母牛哽咽着,口吐人言，断断续续地说：“你……你……搾了……我十年, 也……也……没有……说过……你爱我。”

同一个动作，同一串乳房，男孩和母牛就偏偏各有各的想法。对男孩来说，他的出发点从来是奶，他发梦也想不到母牛会期待爱。母牛有错吗？也没有,她只是一相情愿地认为，这个男人把弄她的乳房十年了，总不会一点感情也没有吧？

这个小故事听上去滑稽，其实却反映出时下不少男女关系的错误期望。有时,错误期望是源于无知；有时，是因为误会；有时,却只是拒绝相信。小芬,我不知你是哪一种，但你的有妇之夫，要从你身上榨取的是性，不是爱，就如男孩要的是奶一样明显。你自己妙想天开,希望有日开花结果,只可惜,人家连爱的种子也没有播过下去。

小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也都是有自己的选择。我想你再走下去之前，明明白白自己的位置。否则，有天，奶干了，就只剩泪在流。

很快,又再一个十年了。

前几天因棉花的画展而遭遇一小是非，闲话短说，就是我无意招惹一男，或被一男招惹，此男即提出当晚到我家，我先说好却很快反悔，因此遭到责备，等我终于鼓足勇气接了电话，小小纠葛以对方表示“今晚不见再也不给你打电话”，我应之“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而告终。

也算个小奇遇，于是拿到朋友间求解，首先诚心诚意承认，我有责任，不该说过那个“好”字，其实我说好是无心，说不好却是当真，对此，卢语荒好心解说：“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玩不玩，怎么玩，要她说了算，”地主说得更爽辣：“就像签了合同没交押金，基本就不算数。”

我不觉得自己被骚扰或冒犯，都是成年人，合则两便，不合则两散，任何要求都该平常视之。但有两件事却让我纳闷，第一是莫非现在行情真的已经是这样了，直接“今晚上你家”，连一起喝杯酒啦，谈谈人生啦都不用。第二是我这么普通呆板一女，怎么就能在众人之中被很快看出“可以”。

第二个疑问大概要注定无解了，反正也不能再把某男找出来问清楚。第一个疑问朋友们都听了哈哈大笑，我又举出一例，更早前，和病病一起偶遇一男，过几天打电话来，张口就是“你有空没有啊，我想上你家拜访。”竟搞得我一时慌乱，幸好家中有客可以做拒绝拜访的理由，也陪上个“不好意思”。

我也不会怪男人太想占便宜，约会文化里总用男人为把女人搞SHANGCHUANG而花多少功夫多少钱当作女人价值的证据，我是不在乎承认自己一分钱不值，说不定还倒贴。我不习惯的是只被简化成“可以”的性对象，刻薄点说，宁肯我看对方什么都不是，却不愿对方看我什么都不是。

多少花时间搞点精神前戏，表示多少尊重对方的内涵，也多少给彼此留出退步，谁都有随时可以改变主意的安全，这才是好游戏。直奔主题的男人不可取，不是因为女人要玩矫情，需要有时间被卸武装，是因为自我中心的男人一定不能是好伙伴，生理原因决定了女人究竟要和有心的男人才爽得到。

性可以是一杯水，但最好不是一杯水，回过头来说，这就是我先说好又不说好的原因：我可以当它是一杯水，但不表示在某时某地就得和某人同喝。我不觉得一夜情是女人吃亏，但一想到它是这么不好玩，也就懒得去做，并且不爱被人勉强。

还是有感情的性好——这么一说，好像又变回传统女人，但其实不是，经过剥脱种种附丽的过程，再说性该如何，仍然是各自定义。

于是觉得自己的“不好意思”说得实在高贵，哈。

天使来自新疆，生活在上海，以保险销售为生。她是一个T，衣着发式，举手投足，小到吸烟和挽袖口的动作，她都像一个男人。她还相信T在关系中的义务也应该像男人：挣钱养活自己的“老婆”，给她安全感，让她可依赖。她说：女孩的想法都一样，累了想找个男人靠，而T应该比男人做得更好。

天使努力做个她自认为的好T，她抛下业务，急急忙忙赶去长沙，为了陪女朋友看超级女声。但她的爱情努力以失败告终，女朋友的母亲告诉她：如果你是个男人，我马上把女儿给你。

T究竟不是男人，要做到像男人一样，对她们来说意味着加倍的辛苦。天使其实收入不高，为了供给女朋友的花销，她不得不接受母亲的接济。第二个女朋友给天使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她到人才市场找工作，但一片茫然：男人也能做的工作，T竞争不过，女孩适合的工作，没人会要T。最终，这第二个女朋友离开了她，留下一句话：如果你有三千块钱，我就和你在一块。

天使挤出一个字：贱！

天使在网上寻找着，一个老公出轨的女孩邀请她去一夜情。天使真的像个男人似的说：反正我也不会吃亏。但其实，她还是期待这不仅是一次艳遇。天使踦上自行车，在冬夜的街道上远去了，这次她能找到什么呢？

——这就是纪录片《伤花》的故事。它让人看到女同志在角色定型中的困扰，内化了男性期待的T一方面承担超出能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用男性化的标准怨望着女人。女性主义一向热情拥抱女同志，说“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说“只有女同志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然而T/P分工下的女同志们对异性恋模式的模仿中却可能远离女性主义，只是另外一重陷落。

同时播放的另一部纪录短片《别样女孩》，几乎没有故事，而集中于对三位女同志的自述。她们当中，两个是T，一个是P，T们讲出诸多特殊体验，关于成长中的自我认同，关于身为“别样女孩”与家人、同事的互动，闪现对性别刻板的个人挑战，以及仍然年轻而已经过沉淀的爽朗自信。而那P的女孩，单纯可爱，但却少有光彩，关于将来的幻想还是那么女人，只说想和自己的爱的人在一起，有个孩子……于是有人问：为什么T这么有观点，给人印象深，P却面目模糊？在《伤花》里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这两个片子来说可能是技术性原因，但这问题之值得注意，却在于女同志纪录片是否也不自觉地复制男人发声、女人消声的格局。T和P的分化，尤其是T的外向表现，可能为打破传统的女人味期待提供实践例证，而P呢，是否不管和男人在一起，还是和T在一起，都仍是乖女孩、小女孩，她们的经验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尚待发掘。

由女同志拍摄女同志，数字技术的普及让这一群体可以初步显影，无意合于“民间影像、妇女声音”的女性主义纪录片运动主旨，即使幼稚仍很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在拍摄纪录片，但摄像机这头是作者，那头是被纪录的他者的分工下，也许能产生好看的作品，却失去纪录片的介入功能，对于女同志群体的赋权和观念凝聚，纪录片如何成为工具？姑妄一问。

关于《伤花》的报道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