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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9 作业:消除暴力期待政府作为刚刚过去的11月25日是“消除针对妇女暴力国际日”,从11月25日至12月10日,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十六天运动将在全球开展。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亲善大使妮可·基德曼再次提醒妇女受暴的严重状况: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会遭受这样那样的暴力,而且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完全避免针对妇女的暴力。 经过十余年的宣传,“家庭暴力”概念已经为国人熟知,但这远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足够的反暴力共识,实际上,我们连暴力的基本情况都并不是很清楚。中国法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约34%的家庭存在暴力,但这项调查针对的仅仅是家庭暴力,而且只是区域性的,全国范围内的权威统计仍是空白。然而相比而言,这甚至还算好的,因为对其他种类的暴力,例如强奸、拐卖、儿童性侵害、性骚扰的状况,我们所知更少。
缺少暴力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统计的垄断和不作为,强奸、拐卖等刑事案数字保密,家庭暴力迄今未被列为相关部门的统计科目,开展针对性的大规模调查非民间组织能力所及,政府又不去组织这样的调查。所以,在反暴力日之际,我们甚至无法回答最初级的问题:暴力到底有多严重?
另一方面,防治针对妇女暴力的法律的制定,却仍然进展迟缓。2005年8月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案继《婚姻法》之后重申要反对家庭暴力,却再次语焉不详,同一天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甚至根本没有出现相关内容,这鲜明地反映出反暴力主张在立法议程中的边缘化处境。一些民间组织与学者早就呼吁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拟出了完整的草案建议稿,然而国家立法机关对此迄今并无积极回应。 反暴力日的主题不仅是关怀与公益,更是严肃的督促:终止对暴力麻木不仁和无所作为的状态。这种督促是给所有人,更应首先是指向政府的,因为反暴力战略只有在政府主导并投入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并可持续地发挥作用。期待政府更切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也和全体公民的人权保障水平相关。 November 22 奥运礼仪志愿者该选谁涅
奥运礼仪志愿者的选拔标准已经拟定,大致有这么几条:身高168厘米到178厘米;年龄18岁到25岁;身材标准、匀称,对气质、体态、皮肤、综合素质都有要求;对体重没有严格规定,但对三围有一定的指导标准。 多么眼熟的标准啊,这不是选美的标准吗?哦,据说礼仪志愿者主要从女大学生志愿者里选拔,那就是女大学生选美嘛。 奥运礼仪志愿者为什么一定要年轻美女,不年轻不美不是女人的就不能礼仪吗?太奇怪了。 这个礼仪志愿者的任务,就是举着牌子领运动员入场,颁奖的时候捧个鲜花奖牌,这么简单的活儿,稍微训练一下,谁都干得了。至于仪表,我觉着只要看着干净、精神就行,反正大家看的是比赛是运动员,不是模特走台。 把奥运礼仪志愿者当作花瓶是贬低志愿者,只让年轻美女当花瓶是性别歧视,准模特穿红旗袍化浓妆做淑女状太俗,也代表不了大国风范,既然奥运会主张人人奉献,人人参与,奥运礼仪志愿者也应该开放参与,谁想当都可以当。当然参与不是大拨哄,我觉得以下人群应该重点考虑: 居委会成员:开十七大的时候,北京满大街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在执勤,胳膊上戴着志愿者的大红箍,转悠着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真是爱煞人了。他们是最爱国最容易动员有志愿精神的一群人,多少年为首都安定做了不少贡献,奥运礼仪志愿者应该首先考虑他们。 智障人士:特奥会刚刚开过,大家都知道了应该给弱智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他们也是奥运大家庭的成员,强烈要求奥运礼仪志愿者给智障人士留出名额。 政府官员:他们平时开大会搞活动都被礼仪小姐伺候腻了,换换位置有助于锻炼身体开拓思维。再说国家干部本来就是人民公仆,请他们放下架子为奥运会服务一把没什么不当,何况大家会看得很爽。 农民和农民工:如果奥运礼仪是个面子事儿,何妨给这些平时最没面子的人一个面子,他们本来没钱没时间看奥运会,借机让他们免费看比赛也是善事一桩。 此外还有一些人群,比如(我这样的)失业者,残疾人,达到达不到“社科院白领标准”的人,房奴卡奴,开公交车出租车的,都应该分类酌情考虑。拆迁户、失地农民、维权业主、矿难家属之类,考虑中国国情可以暂不安排, 总之,奥运礼仪志愿者的选拔,应该打破年龄和性别的隔离,体现两个原则,第一是平等,第二是参与,这样做了就会产生第三个原则,就是创新——多么主流的原则啊。如果按我的建议办,这届奥运一定能青史留名,我这个综合运动会迷也有了一个不抵制的理由。 把你的名字借给尼可·基德曼11月25日反对对妇女暴力日即将到来,从11月25日到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间的16天,全球都将展开反对对妇女暴力的十六天运动。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及其大使尼可·基德曼正在发起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反暴力倡导活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说不!
尼可·基德曼呼吁所有人和组织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她,将其加入一个签名网页,以增强全球反暴力的呼声。
活动网址:
《双面胶》之毒据说电视剧《双面胶》开始在北京台播出了,又据说,这电视剧收视率还颇高。
这真有点让人纳闷儿。不看电视剧,同名原作是看过的,那简直不能算小说,就是一长篇网络故事,虚假、生硬、乏味,基本没有阅读价值。可就是这么一故事,在网上火了,但凡涉及婆媳关系的网帖,回复里必有人提它,就像但凡涉及家庭暴力,就必有人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样;现在改成电视剧,还是继续火。
这什么事儿嘛。
《双面胶》最大的优势、惟一的优势就是它的题材让女人注定感兴趣:婆媳关系。婆媳关系啊婆媳关系,世代女人共同的人生旋律,她们一生要扮演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有三分之二要面对这关系,另三分之一要为进入这关系做准备。围绕着这个关系,女人生产了多少亘古流传的性别知识,其核心是:婆婆和儿媳是彼此注定的麻烦,注定的敌人,女人必须要学习如何和另外一个角色斗。在无数等待女人对号入座的负面形象——悍妇荡妇长舌妇妒妇恶后妈恶大小姑子恶大老婆恶第三者……的序列里,恶婆婆和恶儿媳是当然在座的一对。
这一对形象之让人耿耿在于,它们是女人的相互刻画,它们的存在仿佛是这个性别低级糟糕的证据:竟可以恨彼此到这种程度。限于其中的女人很少意识到,置身事外的男人不会承认,所谓婆媳矛盾其实是父权家长制给女人种的毒,恶婆婆恶儿媳的脸谱都是父权家长制的作品。
过去年代的女人别无选择,可当代的许多女人还是摆脱不了婆媳矛盾的诅咒。据说搜狐还有婆媳论坛,这种论坛的存在就说明今天的女性生活,至少还有一部分像过去一样可悲,甚至更可悲,因为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毫不怀疑地自认为新时代的新女性。
《双面胶》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新女性、旧关系的故事。婆媳矛盾的背景从旧式大家庭转到核心小家庭,从儿媳嫁进门受婆婆管制变成婆婆介入小夫妻二人世界,婆婆形象的设计继承了最陈腐的套路:控制欲强,粗俗,恶毒,不可理喻,歇斯底里。而儿媳虽然还像陈腐套路里一样无辜,其身份自然要从受气小媳妇变成谋略和资源都多得多的职业女性,她们的籍贯按照刻板印象做了安排,婆婆来自东北——被认为是家长制观念最顽固的地方;而儿媳生活在上海——据说是女人地位最高最自由最受宠的地方,这种地域成见把婆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现代”对“传统”的冲突,而争夺家庭事务主导权的老矛盾,披上了新外衣:年轻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和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关系而被迫发起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婆婆是外来的、没有人性只想毁灭破坏的敌人,必欲铲除而后快,而丈夫则是懦弱摇摆恨其不争、经不住爱情考验却必须争取的中间力量。
《双面胶》用世俗的“真理”警告读者:你所享受的一切,包括随心所欲的消费型生活,和对小家庭的主宰、对丈夫的控制,其实都非常脆弱,婆婆降临就意味着灾难降临,如果这个灾难再揭开另外一个灾难,即不辨是非最终因愚孝放弃夫妻之爱的丈夫,你的生活就会彻底崩溃。它向读者展示婆媳间步步升级的斗智斗勇,前提是,婆婆所携带的来自父权家长制的地位合法性,虽然对于儿媳来说只意味着绝对可厌,却同时也是绝对的束缚,让她-你不能、不敢公开反抗,只能改用扭曲的、饱含心机的斗争策略,而斗争的第三者——丈夫,虽然起初看似懦弱无能,却实际是最高裁判官,谁能胜出全看他的态度,所以斗争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在争取他,唤起他的同情,警告他的背叛,在他面前丑化另外一方,督促他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对于他,婆婆的武器是血缘亲情和长者之尊,而儿媳的武器是婚姻、性和爱,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使用这些女人式的武器,她们才在这个男人面前变得虚弱,她们膜拜他不该有的权力,却忘了一点:这种权力不管实际如何行使,不管是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是,都只能导致女人的不幸。
这个故事看似惊心动魄地揭示了当代女性生活仍无法摆脱的可悲一面,但这种可悲之所以成立,原因在于其中所有的角色,虽然目的、观念、方式不同,虽然有的被寄予高度同情有的被高度妖魔化,其实都是一致的狭隘自私。生活狭隘、心灵自私才是最大的可悲,这是许多操弄世俗伦理的家庭故事不会告诉读者的一层。它渲染女人间的恶质斗争,放大女人的偏执歹毒和不可理喻,无论是通过儿媳还是通过婆婆,都是佐证男权对女人的诋毁。当斗争最终变成血腥疯狂——丈夫在婆婆狂喊的怂恿中杀死了妻子——的时候,这个故事所有的警告和展示中的恐吓成分就全面爆发。而这种恐吓正是关于婆媳关系的性别化传统知识的核心,正是这种恐吓最有力量地将女人固定在父权制下相互敌视的绝境之中。
这个故事让人恐惧又厌恶,不过这可能恰好适合惰性消费,只感叹嗟呀一番就是满足,而且它支持和强化年轻女人对恶婆婆的固有想象,让她们乐见世界果然是这样,自己果然是对的,而且还是幸运的——没故事中的儿媳那么倒霉。这些感性的心思其实指向道德的需要,摒除反思和调整的承担。
其实,不是什么新女性旧关系,而是女人自己就是半新半旧。她们的许多生活观念是自相矛盾的:依赖男人又想控制男人,标榜“真爱”又强调男人的“责任”,自己软弱却归咎于男人没有给予足够安全感,指望长辈的物质和生活帮助又谴责他们的干涉,如此等等。就婆媳关系来说,如果你依赖和某个男人的关系,就无法排除另外一个女人也依赖她和他的关系,如果一个男人会为你控制,那他自然也可能会被另外一个女人控制,如果你因为想找一个固守家庭、有责任心的好男人而找到一个传统家长制下成长起来的男人,那一点都不奇怪他会给你带来一个骠悍的婆婆。婆媳矛盾的根源在于男性权力的主导,如果不能去除对后者可能予你分享的福利的爱好,女人的“自由”就只能指望侥幸。
一个女权主义者反思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之后说:我恨她,我恨她其实是因为我恨自己的残缺。这是《双面胶》及其女主角所想不到的。
据说电视剧改变了结局,让婆婆重病将逝,儿媳守在病床前感慨万千……用温情溶解矛盾救赎罪过回避真问题,这种改动让电视剧更符合和谐家庭意识形态,更适于播出,不像原作结尾那么极端了,但还是一样的假。
插播:网上最新八卦梗概:男主角出轨离婚,带走存款汽车留下房子。再婚妻女主角认为房子应该归自己,写博客发短信疯狂辱骂前妻。前妻报警警察不管,前妻的朋友在天涯发帖抱不平,男女主角现身与众网友对骂。众人已挖出男女主角全部资料,打手机发短信打公司电话给其上司写邮件……号称要让男主角丢工作让两人臭遍全中国……沸腾发展中。
第一次观摩网络追杀直播版,非常感兴趣,期待结果。
November 11 酷儿与吉米吉米:用生殖器判定男女很肤浅 2007-11-9 10:41:13 来源: 南都周刊·娱乐报道 说我“骚”是一种赞美 原编者按:最近,著名时尚造型师吉米新签公司,要做全面发展的艺人,现在已经开始自编自导MV了。更厉害的是,他说自己掐指一算就知道哪天有雾哪天没有,所以MV就拍得很美,果然有点“母仪天下”的范儿。但他绝对想不到本报记者艾辉向来问题没个尺度,于是,以下的对话产生了……介意的也许是你,人家吉米老师一点不介意,他说他生来就骚,如果有一天没人说他“恶心”了,他就会反省自己最近哪里不对了。BH!!!! 什么是“母仪天下”?就是要用女人的爱去感召大家 艾辉:吉米老师,你说的“母仪天下”,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吉米:我的意思是说,要用女人的爱去感召大家,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学会去生活。对我来说,爱与不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此处省略五百字。因为太玄乎了,导致该记者压根没看懂) 艾辉:……真玄,不懂,那我就直接问吧,您现在到底变性了没啊? 吉米:这个重要吗?我享受这个过程,而且我不认为改变了体征成为女人,就一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比如我,不是女人也知道什么是女人(记者汗:好绕口啊!)。我每段时间都需要找个事情来刺激自己一下,前段时间说要变性就是这样的。 艾辉:嗯!也许你只是享受过程而已,其实吧,你有时候会不会想,自己既有男人的体征,又有女人的性格,那就会有双重生活咯!想跟男的好就好,想跟女的好也行。(编辑汗:艾辉啊艾辉……) 吉米:也不是,对我来说,性早就不能吸引我了………… 艾辉:难道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难道是因为享受过太好的性生活,所以现在不需要了? 吉米:我十几岁的时候觉得性很重要,但是等我有了生存的需要时,我就把这些琐碎的东西撇开了。 艾辉:哦,这样啊,我是个俗人……问个隐私的问题,如果你男朋友对你有性要求,你说那是琐碎的小事,这也太让对方尴尬了吧?! 吉米:本来就是,我希望一个人爱我的原因不是因为性,而是真心对我,能够理解和支持我……我其实是一个挺独立的人。最近,我对性生活真没什么兴趣。 什么是恶心?谁没有点恶心事? 艾辉: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啊,说你“恶心”啊“骚”啊,你怎么想? 吉米:先说这个“恶心”吧,什么叫“恶心”?你就敢说你没有点恶心的事儿?再说了,凭什么由你来确定“恶心”的标准。在我看来,你平庸地、一事无成地过一辈子,那才是叫真“恶心”呢。至于骚,还真说对了,我觉得那是对我的赞美,我就是天生的骚,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骚。 艾辉(北京已经零下一度,记者再次流汗……):反正你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吉米:对啊,我是不会听别人的,就比如说一个毫无审美品位的人有一天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我就要反省,我肯定穿得特难看,我要回家换衣服。 艾辉: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最骚? 吉米:那就是在镜头前啊……我只要在镜头前就特别兴奋…… 艾辉:就跟做爱一样吧…… 吉米:是啊,“生活就像做爱”,这句话,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他们以为生殖器和生殖器的接触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太肤浅了! 需要外形强悍的男人,才可以平衡 艾辉:你说你要“母仪天下”,是不是很崇拜武则天? 吉米:对啊,我挺崇拜武则天和慈禧的,她们能够把小我放到一边,去做大事,我天生就是做大事的人,做人一定要果断和狠。我看过《金枝欲孽》,挺喜欢的。 艾辉:那些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你是不是门儿清啊? 吉米:那当然啊,我从小就会,谁要是伤害了我,一次可以,两次,三次,到了第四次,我会让你永远知道什么叫结果,我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艾辉(好冷!幸好记者不是女人):呃……说点开心的吧,你说要找个外国男朋友,为什么,因为他们性能力强吗? 吉米:不是。我工作的时候,很强悍,谁也不敢惹我,比男人还男人。所以呐,我需要找个外形强悍的男人,那样我可以扮演得娇小点,找点平衡。 艾辉:你会比男人还男人吗?! 吉米:对啊,用生殖器来判定男女很肤浅。在我看来,只有人和人,没有男和女。什么男男做爱,女女做爱,男女做爱,对我来说就是人与人做爱。而且我不觉得处女膜破了就代表没有了贞操,我也不觉得性能力能表示一个男人多阳刚。其实,如果一个男人说,他不想或者反感跟男人做爱,就表示,他已经只剩这个底线了……那是他唯一可怜的自尊。 艾辉(大汗中):……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其实心里特想? 吉米:对啊。我就是那种随时要挑战别人极限的人,在我这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尺度!
以上是无意中翻到的一篇娱乐报道。看后不由感慨:真是鸡同鸭讲。 编辑和记者没有想到到,吉米的言行在“酷儿”概念下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关于酷儿,维基百科的解释是: 酷儿一詞来自英語“Queer”,本意指「古怪的、与通常的不同的」,与odd同义。在20世纪,由于这个词源,以及很多环境的影响,酷儿成为一个对同性恋者带有贬损意味的稱呼。尽管很多人是在反同性恋的立场上使用酷儿这个词,例如同性戀恐懼者,大部分小數團體都不太喜欢使用这个词。但從80年代開始,这个词在同性恋族群中被广泛的使用。其指涉對象亦變為那些对性爱表达方式所持立场与传统标准不同的人,而不一定是同性恋者。许多同性恋、变性者、双性恋、甚至部分性爱方式与传统一夫一妻异性婚姻有所不同的异性恋者都接受了酷儿这个称呼。 也就是说,酷儿本来是一个蔑称,后来却被性少数人群拿过来,改造成自承叛逆的自我命名:你说我恶心变态,我就要恶心变态,而且要用我的恶心变态去颠覆你主流正常的标准,除非你同意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恶心变态,只有个个不同的人。 酷儿是不甘边缘的边缘人,他们拒绝接受关于性/性别成见的束缚,相信人在性/性别选择及其表达中的个人自主和无限可能,他们不会自守一隅但求平安,而是我行我素、公开表演、自我赞美,把另类视为值得骄傲的标签,把夸示这种标签视为有意义的社会或文化行动。 酷儿发展了富于创造的理论和文化,他们的许多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比如吉米在谈话中涉及到的:为什么“骚”就是个贬义词,为什么男人就不能“骚”,为什么要按生殖器划分男女,为什么亲密关系就一定得生殖器接触……酷儿和囿于传统异性恋思维框架的人无法对话:在你看来他的言行不可理喻,而在他看来,连你的问题都是错的。 双方在这里还是进行了一场对话的原因是,第一,吉米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第二,记者的半恶意不但不会对他构成损害,反而是他获得商业利益的必需,因为他本来就是利用这种半恶意的好奇走红的,自我中心甚至随口胡说,对他来说不但是走红所给予的特权,而且就是表演的一部分。——如果说第一点是酷儿本色的话,第二点就非常非常的不酷儿了。 报道就像一柄双面镜,采访者总以为自己是在把对方的形象映照给读者,却可能忘了镜中也映出自己。谁比谁傻?谁在玩谁?在这个报道中,编辑和记者想刻划别人的荒诞,却显出自己的无知,甚至一点点猥琐。 至于吉米,准确地说,他有酷儿的皮囊,却没有酷儿的精神,除了食利于大众文化之外,他的自我标榜中经常带有明显的等级傲慢,这类浅薄的时尚生物,表演再出格也不配为酷儿。 一面之缘的LESLIE CAO是一个真正的酷儿。他为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惩罚却坚决不改,他质疑男人不能穿裙的性别文化,于是他自己就穿裙。LESLIE CAO和吉米巨大的不同是:前者生活方式的另类公开具有挑战制度、要求变革的内涵,这种个人政治才是酷儿精神的核心。 附CAO的一篇文章:反抗男装暴政 November 07 转:她被强奸了吗,还是没有? 有报告表明,在美国大约有93%的女性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或性侵犯,有44%的女性遭到强奸或被强奸未遂,43%的未成年少女经历过性虐待(这其中有16%的性虐待是来自男性家庭成员),至少有30%的女性在家里经常遭到家庭暴力,超过70%的已婚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经历过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MacKinnon 1987; Morgan 1984)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的强奸(83%)是由受害者认识并信任的人实施的。(Russell 1984)也就是说,强奸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女性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然后有一个恶棍从树丛后面跳出来拦住她的去路,面目狰狞,欲行不轨。美国人把这叫back alley rape (后巷强奸)。相反的,强奸大多发生在和谐繁荣的场景之中,比如说可能是在男女约会的时候发生,例如晚餐之后,电影之后,音乐会之后,任何你可以想象的事件的之后和之前,美国人把这叫date rape(约会强奸)、dinner rape(餐后强奸)、 acquaintance rape (熟人强奸)。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女性受害者在遭到熟人的性侵犯之后并不认为自己遭到了性侵犯。1990年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Lynn Phillips对30名在校女大学生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她发现,尽管她采访的女性能够迅速地辨别出其他女性受到的虐待、强奸等惨境,但当说到她们自己的时候,很少用这些词来描述自己,甚至还经常谴责自己的行为。Phillips指出,比如,尽管有90%的受访者对她们所经历事件的描述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对强奸或骚扰的定义,“只有两名女性用那些词来描述个人体验,而且,这两名女性接着去描述自己遭受到的她们认为不是强奸或虐待的其他暴力事件”。(Phillips 2000:7)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采访的过程中,当女性描述那些‘不好的’的经历时,我问她们自己怎么定义她们的那些经历。有意思的是,即便那些女性刚刚叙述了关于痛苦、受辱、受迫的经历,她们极少把自己遭遇的事件贴上受害的标签。比如说,Cynthia (化名)描述了她跟一名男性的交往,那名男子在一次约会中强行非礼,撕碎了她的衣服,然后把她扔在街上,自己扬长而去。当我问Cynthia当她回想这件事时,她怎么看,她回答说:
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个糟糕的晚上。如果你是在问我我是不是认为自己被强奸了,不,我不把它叫做强奸。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被迫的,我受伤了,事情没有朝我想象的方向发展,但那时我和他在车里。那真的很复杂。我的意思是说,我在那儿,我本可以选择不去那儿。所以,不,我不把它叫做强奸。”(Phillips 200:154)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Cynthia不想把自己置于一个受害者的位置,在对自己的谴责之中暗含着对那名男子行为的辩护。由女性很容易指认其他女性所遭遇的事件是强奸而很少认同自己遭遇的也是这一基本事实,我们看出,在这一指认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两种关系在同时进行。一种关系是社会关系,受访者可以很容易地给其他受害者贴上受害者的标签,因为她们认为在这个贴标签的过程中自己是置身事外的。另一种关系是个人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受访者认为她们与其交往男性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的交往,所以不会用社会上约定俗成或法律意义上的标签去界定发生在个体之间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看到,Cynthia不想将自己等同于一个受害者是出于一种逃避的心理,如果她能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遭到强奸,那么她就不用去面对“被强奸”这个事实所包含的种种窘境。毕竟,承认自己是在与一个混蛋交往比承认自己被一个男人强奸了要容易接受得多。
那么,为什么Cynthia会如此反应呢?被强奸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的吗?很多女性主义者将其解释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更多地受到双重束缚。
比如,Frye认为,在美国,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无论是性生活活跃还是不活跃都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她保持着活跃的异性关系,人们会谴责她太不自重、没有原则、是个whore。她会被男性认为很容易搞定,被女性朋友轻蔑。她必须向父母隐瞒自己的行为。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她不热衷于与异性的性行为,她会经常性地遭到那些试图说服她的男性的侵犯,男性不断地游说她“放松一点”、“把头发放下来”。她被贴上“性冷淡”、“拘谨”或者bitch的标签。而本来不会放任她进行性行为的父母也开始有点为她担心了,担心她是不是不受男性青睐或者将来不会受到男性的青睐,甚至担心她的性功能是不是正常。她还会被人们认为是同性恋。当一名女子被强奸,如果她有着活跃的异性性生活,人们会认定她喜欢被强奸(因为人们认为她以前的行为表明她喜欢性);如果她没有活跃的异性性生活,人们还会认定她喜欢被强奸(因为人们认为她之前都一直“压抑自己”)。所以,无论她的异性性生活是活跃还是不活跃,都可以作为这名女子想被强奸的证据。既然是“想”被强奸,那么,所发生的事情就不是“真正”的强奸。在这种博弈中,女性没有赢的砝码,她被套在一个双重的束缚里面,而这种束缚是由系统性地相互连接的社会压力所构筑成的。(Frye 1983:3)
有女性主义者进而认为,女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已经被固化,成为国家意志和法律条文。MacKinnon认为国家是男性的国家,法律看待、对待女性的方式就是男性看待、对待女性的方式。她认为强奸是对男性所有权的一种侵犯,也就是说,某一女性的性被认为是某一特定男性的所有物,因而是排他性,所以当这一特定男性以外的男性对此女性实施了性侵犯,实际上是侵犯了该特定男性的所有权。所以,法律意义上界定的强奸更多地是在保护一夫一妻制度而不是在保护女性的性能力。女性的性能力被认为是一件东西,但这件东西从来就不属于女性。当女性“拥有”性能力时——在性能力/性别的双重意义上“进行性行为”时——这种性能力又不属于女性了。这解释了为什么男性总是很难理解女性遭到强奸的时候失去了什么:她不是在进行性行为吗?有什么可失去的?对男性来说,女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至于女性在尊严方面受到的伤害,假使此女性不处于婚姻关系中,法律体系对此是麻木不仁的。(MacKinnon 2004:170)
MacKinnon还认为,社会习俗认为“可以被强奸”(rapable)是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女性连被强奸的可能性都没有,那她还算是个女人吗?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案例,Cynthia不愿把自己等同于受害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她把强奸和强迫性性侵犯区分了开来。那么,由此推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女性认识实施暴行的男子,或者约会过他或者以前跟他有过性行为或者跟他结过婚,如果女性穿得性感或者不能证明自己是处女,如果此女性是性工作者,如果女性试图忍受这种暴行或尝试忘掉这种经历,那么,女性就没有“真正”被强奸。因为,从这推出的是:并没有一个强奸者存在。所以现实似乎被撕裂了——一名女子被强奸了但不是被一个强奸者强奸的。而法律体系从这一“事实”推断出:强奸并没有发生。很多女性受害者认为国家机器加重了社会习俗所给于她们的压力。向法庭起诉被强奸的女性声称她们被强奸了两次,第二次是在法庭上。如果国家是男性的国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比喻。(MacKinnon 2004:173)
这些学者的分析在社会意义上解释了Cynthia们的反应。如果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分析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我们倾向于不把自己与恶性事件联系起来,比如车祸、火灾、强奸这些东西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会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发生,至少不会在自己身上和亲人朋友的身上发生。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 November 04 排队上厕所,女人为何不生气
就公共场所女厕数量不足的普遍现象,这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看着那些明显体内紧急而又不得不耐心等候的女人们,我有时也会套用一个疑问:你们为什么不生气? 我们,我,为什么不生气? 其实我很生气。许多次都恨不能把那墙一脚踢倒!当不公平直接逼迫到身体,它没有办法被忽视,屈辱和愤怒简直像刺痛。 但是其实,我能怎么办?愤怒只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无力,而不公平如此强大。我拒绝在屈辱中默默,于是能做的只是:多爬一层或几层楼另找厕所,或者憋着不上,告诉自己:我一向能忍。 这周旋的策略,只是表示我在将屈辱内化,而且扭曲了我的身体自知。 想过许多次去用男厕所,但从未行动。某次开会,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女,茶歇时自然排大队,男厕却一个人都无。一中年女士大声说:这时候我都是要用男厕所的。果然她去了,而我们所有其他人都无动于衷,继续排。 回想起来,不由暗惊。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如此服从,以致可以自动摈除对反抗的最低想象和最少行动。我们甚至忘记了屈辱,而把服从当成了美德,把越界视为可怕的粗鲁。这种服从的美德,隐忍和承受的美德,是从不公平的命运中提炼出来灌输给女人的迷魂药,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也是为拥有这种美德而自以为高贵,却不去检点自己被剥夺了什么吗? 排队上厕所的女人,不仅屈辱,而且愚蠢。 为什么我们不用男厕所?因为我们害怕男人闯入。但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征用它?因为我们没有联合起来的能力。如果确知没有男人闯入,我们会用男厕所吗?还是不会,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男厕所脏,可这是我们的想象还是事实?我们把和男人有关的东西都先定为脏的,然后自以为需要维护自己的女性特质,以女人的清洁和男人的肮脏划一条界限,却不去想其实是他们把我们隔离在这一边,而我们清洁的要求其实是借口。如果确知男厕所不脏,我们会用男厕所吗?还是不会,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孤身在一个男人的领地里,暴露于想象中的男人眼光。 说穿了,就是女人怕男人。我们既不能改变这世界,也不相信自己有偶然解放一下的机会和能力。 曾和某男一起外出,他上完厕所回来说:没想到今天男厕也排队,那口气简直是得意。是啊,他是多么幸运生成了男人,可以终生到处享受宽敞的、光线明亮不怕窥视的厕所,可以不怕脏用街头厕所,实在没厕所随地小便也理直气壮,除天安门广场之外的整个地球都是他们的露天厕所。 而我是个女人,我一辈子都得忐忑不安,想着自己举止是不是得体,穿得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被男人占了便宜,是不是又得排队上厕所! 嘿,我又生气了。这种生气显出我的无用、孤独、软弱,虽然好歹是一种宣泄,但几乎没有价值。 因为我们不是市长、老板和建筑师,所以我们不能让女厕所们变大,我们也不能真的砸烂那面墙,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抢占男厕所?让男人吃惊一下,尴尬一下,甚至也生一下气,但要告诉他们这不是我们在制造麻烦,是市长和老板、建筑师的错? 当年,台大女生发起抢占男厕运动,由此改变整个台湾厕所的建设格局。大陆会有那么一天吗? 我们总在谈论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但对发生在我们身边,降临在我们身体上的这种最切实的不公平,如果也放任自己的无力,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我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那种勇气……很惭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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