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er's profile朝阳路上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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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30 “游击女孩”,一个小误会前天东妮告诉我:某一天她在所住的上海某小区的社区购物广场前,碰到了一群外国女孩在表演,她们戴着面具,沉默不语,在周围的喧闹环境下很让她震动。这些女孩向路人散发关于家庭暴力的知识卡片,并鼓励人们写信给她们。
我搜索到了关于这表演的报道,如下: 游击女孩到上海……明天,从广场到公园,从商场到酒吧,有一个装扮成猩猩模样的表演队将在这一天中以“游击战”的方式辗转于上海的不同公共空间,这是一支美国演出团体“游击女孩在路上”(Guerrilla Girls On Tour)的行为表演。这个名为“无声的力量”的行为表演……在一整天的表演中,“游击女孩在路上”将身穿T恤牛仔、戴着猩猩面具和假发,在人流熙攘的公共空间,分别摆出不同的姿势,表现女性的痛楚、隐忍和大声疾呼等,每个造型保持30秒钟。而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会向路人发送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明信片,上面的内容是家庭暴力的相关数据和各级妇女保护组织的联系方式等。 报道还配发了多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例如:
(海报中的英文意为:难道妇女必须裸着才能进入美国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家中妇女不到3%,但出现在馆中的裸体形象有超过83%是妇女。) 这照片和海报都属于“游击女孩”,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女权主义艺术行动团体。 于是,我想“游击女孩在路上”一定是“游击女孩”的一个项目?于是,我访问了“游击女孩”的网站,并给其网站上留下的邮箱发了一封信,问她们有没有在北京活动的计划。 刚才,我收到了回信,这十分友好的信中说:“请注意十一月访问上海的并不是‘游击女孩’,而是‘游击女孩在路上’,她们和我们完全不同,她们做的是戏剧表演。” ——就是说,情况是这样的:“游击女孩”和“游击女孩在路上”是两个不同的团体,虽然除了名称相似之外,她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都基于纽约,都使用面具作为标志,都采用艺术作为介入的形式。很可能这两个组织有渊源,那么她们现在各行其事。在“游击女孩”的网站上专门声明了这一点,但我没有留意。 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她们都首先将在中国的活动地选在了上海。“游击女孩”曾为2007年9月的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制作海报并公开展示,其中一张海报呼吁艺术收藏家更多重视女艺术家的作品,如下:
没错,海报一角出现的猩猩掌就代表游击女孩的标签,自1985年成立以来该组织成员进行公开活动时均扮成猩猩,她们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面目,而是在面具的保护下尖锐地讽刺和攻击艺术界的歧视与腐败,这是该组织在大众媒体上成名的重要原因。 该组织成员均采用已故女艺术家或作家的名字作为代号,例如给我回信的那位署名为“Kathe Kollwitz”,这是一位1945年去世的德国女艺术家的名字。这种做法是为了凸显女性在历史上的存在,并象征逝者们与“游击女孩”同在。 无论如何,这个误会的收获是我翻阅了“游击女孩”的网站,以后有时间我会介绍一些这传奇团体的故事。 “游击女孩”网站:http://www.guerrillagirls.com/ 关于上海反暴力表演“无声的力量”的报道全文:http://jr.hexun.com/2008-11-13/111194508.html November 26 家庭暴力没有“新趋势”今天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上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在记者提问时段中,有人向ACWF的代表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最近家庭暴力有何新趋势。 这个问题得到了认真的回答,但我并没有注意答案,因为我不相信这个问题能有真正的答案。几年前,在我负责DVN的媒体联络工作时,也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每每语塞。其实,或许应该给予的回答是:家庭暴力没有新趋势可言。 家庭暴力的历史和父权制一样悠久,它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也许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状况的变化,但如果认为这种变化能够在几年甚至一两年内就被观察到的话,那就太低估家庭暴力的顽固性了。 所谓“新趋势”的总结必须建立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之上,然而,我们对家庭暴力的过去和现在都知之甚少。当我们不知道家庭暴力为何物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对它进行描述和监测,对中国家庭暴力现象的首次论述出现在1992年,也就是说,在1992年之前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认知中不存在。对家庭暴力的大规模调查到上世纪末才开始,ACWF和DVN都希望了解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两者的数字都经常被引用,但没有一个被公认是权威的(但DVN的结论被更多引用,因为它比较高),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我们还不能确认,更遑论家庭暴力的全面状况。 现在,我们已经把“家庭暴力”这个词用得非常熟络了,但在熟络的背后,其实,我们对家庭暴力无数案例背后的规律知之甚少。如何在中国情境下解释家庭暴力的发生和演化机制,这个或那个中国人或家庭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心理人格、生命周期、经济地位、相处模式……与家庭暴力之间会怎样相互影响,都不是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家庭暴力新趋势”呢。 在“家庭暴力新趋势”这个问题上,应该警惕来自WF的信息,当然我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意义。目前中国只有WF拥有家庭暴力报告系统,它历年统计其信访或热线中报告的家庭暴力事件并进行统计。但是这种统计只能反映实际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因为大多数受暴者不会向他人透露,即使透露,最多的选择也是向亲朋倾诉,向相关部门求助的只是很少一部分,WF又仅是多种求助渠道中的一个。因此WF收集的数据和案例尽管也值得观察,但如果用它来定量地描述家庭暴力普遍的状况和变化就未免挂一漏百甚至谬以千里。 例如在 这篇报道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rb/200811250042.asp 中所说的:“珠三角八成家暴案来自外来人口”。实际这只是依据地方WF的信访数量所做的计算,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只能说明向WF投诉的受暴者中外来人口很多,也就是说,外来人口中的受暴者较多信任WF,而本地居民并不。这是很符合常识的,因为较高社会阶层中的家庭暴力更为隐秘是一个公认的看法,而且可以推测的是,较高社会阶层中人资源多、知识多,会更不倾向于使用WF这样经常无效的投诉渠道。将家庭暴力高发与外来人口联系起来,是对家庭暴力议题的误导,为了提高反家庭暴力的公众意识,相关工作者一直在提醒人们:家庭暴力在所有的阶层和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它不是底下边缘阶层的“专利”,应该纠正将施暴者与受暴者与“没文化”、“素质低”之类的负面评价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这种联系会加深对边缘人群的排斥,对消除家庭暴力没有好处。 “家庭暴力新趋势”是媒体的肤浅爱好,因为总想知道一些“新的”,只有“新的”才是有新闻价值的,而长期存在的即使严重的社会问题,却并不愿意关注,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去关注。这不是媒体工作者个人的毛病,而是媒体的整体价值观造就了一大群江畔逐新之夫。总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家庭暴力就像一块超级巨石,即使你所读的报纸没有写它,即使我们还没有凿开它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但它还是一直都横亘在那里的,它一点都不新,而且绝不会轻易改变。 November 23 时间利用 男女不同——认识妇女不被承认的劳动贡献时间利用 男女不同——认识妇女不被承认的劳动贡献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在不受控制地流逝的时间背后,在未必刻意的活动安排背后,有你的责任、角色、地位、付出和收益。时间可以成为一个尺度,反映人的活动情况,从而研究和评估各类人群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时间利用调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同时,时间利用调查的一种特殊价值受到重视,即了解妇女无酬劳动的状况,更客观地反映妇女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做的贡献。 众所周知的是劳动分为两种: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但是我们往往对有酬劳动的付出和价值有明确的认识(每天上班N小时,每月获得工资N元,创造利润N元……),而对无酬劳动的付出缺乏重视,并且认为无酬劳动是无价值的。由于大部分无酬劳动由妇女承担,对无酬劳动的偏见导致了对妇女价值的贬低,这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 性别平等进程一方面要求提高妇女在有酬劳动中的参与和收益,另一方面要求肯定妇女无酬劳动的贡献,后者的起步即须从认识妇女无酬劳动的付出开始,为此需要开展不同以往的统计活动,因为,以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为代表的统计方法,对无酬劳动忽略不计,被认为仅反映了75%的男性劳动和33%的女性劳动,这种仅以货币价值产出为标准的统计方法正是导致低估妇女劳动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劳动花费时间为依据的时间利用调查,能够更真实地告诉人们,男性和妇女为了维持家庭和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到底付出了什么。 因此,性别平等进程对时间利用调查提出了要求,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提出各国政府统计机构应该改进对妇女无酬劳动的计量方法,开展时间利用研究, 受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政府从未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利用调查,2008年,国家统计局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方法,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云南、甘肃10省市组织实施了我国的第一次时间利用调查。 目前该调查结果简介已经刊登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此次调查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性,而且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发现,关于此次调查的结果目前还未见到媒体报道。 该调查显示:中国妇女是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其无酬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尽管男性的有酬劳动时间多于女性,但妇女却承担着繁重的无酬和有酬劳动的双重责任,总计而言,妇女的总劳动时间多于男性:妇女的每日总劳动时间为8小时17分,男性的总劳动时间为7小时30分。而妇女的自由支配时间远少于男性。 中国农村妇女是劳动负担最沉重的群体,其从事无酬劳动的时间、每日总劳动时间(8小时46分钟)均多于农村男性和城镇居民,而中国城镇男性相比之下最轻松,尽管其有酬劳动时间多于城镇女性,但其每日总劳动时间却仅有5小时49分钟,城镇女性的总劳动时间则为6小时40分钟。 或许这些发现能够帮助改变一些常见的误会,例如“城市男人很累很辛苦”、“城市男人分担很多家务”、“城市女人干家务越来越少”等等,实际从该调查看中国城镇男性每日无酬劳动时间仅为1小时36分钟,而城镇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为每日3小时36分钟,是城镇男性的两倍多,仅比农村女性少10分钟。
妇女的沉重劳动负担提醒人们重视劳动贡献和家庭社会地位之间的不成比例,提醒人们重视她们不被承认的付出。无酬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说明中国社会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然明显,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仍然有待更新,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减轻妇女双重负担的主张仍未过时。 或许还可更进一步思考:如何减轻妇女的无酬劳动负担?选择之一是购买市场化服务,例如雇佣家政工人、送幼儿和老人入托养机构。但市场化服务的价格往往是农村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担的。另外一种主张是国家为家庭提供更多福利性支持,例如开设非赢利性托养机构、为幼儿、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照顾补助等等。减少无酬劳动能相应增加妇女用于休闲和学习的时间,从而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扩展其自主性和发展机会。
资料来源:《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结果简介》,安新莉等,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grgd/t20081121_402518869.htm
2008-11-22
piner
November 21 谁能帮助你?我想谈谈关于“帮助”的话题,虽然这话题对于我来说,仍然基本是一个泥潭。 去年冬天,我遭遇了一个小小的麻烦,出于善意(或许只是为了表演善意,或许只是不好意思拒绝),我向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表达了一点善意,我想这善意没有逾越这样的分寸:它能证明我是一个好人(还记得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吗?)但并不表示我乐于由此与对方建立更深的友谊。 问题是这女孩的想法和我并不一致。于是在这女孩离开北京到家的当天,她就往我的手机上打了11个电话,并发了N封邮件,此外我的MSN上还多了一个总是要和我说一些我毫无兴趣的话的人。 这让我感觉十分糟糕,于是开始划清界限,将她从MSN上删除并将她列入邮件阻止名单。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某一天,有人转交给我一包各色礼物,其价值在我看来远远超出一般朋友间的馈赠。这种过度的慷慨暗含有一种强迫性,那就是:单方面地发起了关于友谊的交换。 似乎皮球被踢到了我这一方:既然我已经被动地接受了礼物,那么我是回应还是不回应,或者更具体地说,对这个自称深陷困扰之中的女孩,我是帮助还是不帮助? 某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就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帮帮我…… 我的反应是大吼一声:不!并且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段时间: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大意是:我并不是想侵犯你的生活,你太敏感了。我找到了别人帮我。 这件事情一度让我感到困扰,原因显然是:我很善良,而且要求自己善良。但我是否没有做到? 在与瓒小姐谈到此事的时候,同样善良的她很关切地说:她需要帮助,应该有人帮助她。 这样的评论一时让我语塞,事后,我才想到了应该回答的:她确实需要帮助,但那并不意味着帮助者应该付出被困扰的代价,我有权保护自己的生活,这和是否敏感无关,双方都必须应该划清他们的边界。 这一点在那些助人性质的职业工作中能看得很清楚:心理医生将帮助限定在付费时间内,而免费的公益咨询者同样会规定每个电话的时间,超出时间了,对不起,你只能下次再打。 这些方式的背后是对权力关系的维护——他们明示自己不会给予求助者想要的一切,主动权属于他们而非求助者,规则由他们制定。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那么结果就会像没有技巧的救生员一样,被挣扎的求助者一起拖下水去。 而这个女孩将帮助定义为“按我所需要的方式、在我所需要的时间来帮我”。严厉点说,她需要的并不是帮助她的人,而是她那混乱纠结的情绪的倾泻对象甚至受害者。 我乐于帮助别人,但我不想成为受害者,所以我不会回应这女孩的求助。这是我关于这段纠缠的结论。 然而实际上,另外一方面,我也经常处于痛苦之中,在这种时候,同样的,我也经常强求别人的帮助,再三再四的,带有强迫性的向某些特定的人发出求助的信号。 然而,同样,果然,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因为对方的帮助永远无法使我满意!仿佛求助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证明对方没有帮助的能力并谴责之?尽管我并无这样的动机,但显然结果如此。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充满挫败的经历。 我想关键在于,我又忘记了那最重要的道理:没有人能包办你的生活,没有人能像缤纷糖果店一般给予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不要指望任何人……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好玩,它其实已经在赞同你可以“指望”别人并谴责别人“指望不上”了。事实是,人我有别,最严重的痛苦也理应自己承担。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这道理用在自己身上,然后我意识到,我需要的并不是和任何忽视怠慢我的求助的人和解,而是和自己和解,并且放下怨念。 从那时到现在,每天每天,我感到自己在强大起来,而且越来越乐观。力量不能被灌注,它来自你的内心——你对生活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看法。 世界并没有改变,但我的内心已经很少阴AI,而且我并不为付出了这么多时间才领悟而感到焦虑,我想这就是我的经历——理应经历的,可以作为财富的。 今年9月底的时候,我在某流浪猫论坛看到一个求助帖,作者讲述了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惨痛经历,并且请求网友们收养她的猫。 看到这个帖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帮助她。继而,我又感到极度的痛苦和恐慌,以致于蹲在厨房的地上大哭了一场。痛苦在于我为女人的不幸而悲哀,从这女人的不幸中我看到了自己于是越发悲哀;恐慌在于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她,而且我还是害怕成为她无意中的受害者!这是真实的。 后来我镇定下来,想到:我并非要承担起解决她生活中一切问题的义务,我只需要让她感到我的支持,做我能做的,并且相信她的能力。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于是我和这个帖子的作者成了朋友。有的时候,她非常希望我代替她做出选择,而我的回答是:这只能你自己决定。 我想在一个渴望求助的人看来,我这样的回答是非常不够的,但是我希望传达给她的是:今后除了施暴者之外,没有人再替她做出决定了,她必须学会不再怨天尤人和依赖,而成为自主的人,自主就意味着自己做出决定并且承担后果。 我没有资格训练别人,只能希望她逐渐领会到这些,这在开始时肯定是艰难的,甚至对于女人这个性别来说,可能会一直艰难,羸弱和短视好像是女人被教化后的宿命,一生都得和这个宿命斗争。 我托付期望在这个女人身上,希望她能坚持住,并且好起来——虽然这个社会对她非常不够善待,但我们必须要首先求助于自己的力量…… 我想在这个方面,我的朋友H是一个样板,为了她女儿的案子,五年来她始终在奔走求告,饱经挫折,但她始终未曾失去尊严和信心。如果说她同样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的话,那么,她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让人肃然起敬的不幸者,而这就是她能得到许多帮助的原因。黄静案最终解决的希望,就在于她那悲哀绝望中始终冷静而坚持的能力。 我始终记得萨特的那个比喻:你站在一段断裂前,周围空无一人,这时你要做什么?你所面对的就是所谓“自由选择”,也就是你在无所依傍的前提下需要为自己做出决定。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生的虚无,你会感到“恶心”,但问题还是:你要做什么?没有人,没有上帝会代替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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