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1996年“女权火照夜路”游行。

2006年的DVRIP年会上出现了一个女孩，左眼蒙着一块纱布。自由发言的时候，她的律师站起来讲她的故事：在她产后17天的晚上，由于拒绝和丈夫同房，被他用一把螺丝刀剜掉了一只眼。

这是发生在湖北一个小县城里的事，这女孩到现在才只有23岁。她的丈夫被判8年刑，但两年了，她还在不断上访，因为她想得到赔偿款，安一只义眼好重新生活。

她的律师在讲述中明显地有所犹疑，她强调说，带她去是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思考如何维护受暴妇女的权益，但她又说，也想看看大家能给她提供什么帮助，她非常需要帮助。

过了一会，出现了一个募捐箱，她的律师又再次说明，曾为是否这样做而迟疑过。对这种迟疑，我很理解——在我们的环境里，这样的一类行为并非没有不被认为是有冒犯性的可能。

所以，看到这几十个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捐出了4000块钱，我私心很欣慰。

后来我打车送这个女孩回家，近距离地看，这个女孩的另一只眼睛十分美丽，这是真的，多么神奇。两年了，很可能她在生理上已经不再需要那块纱布，但在心理上，她还是需要它以抵挡别人的眼光。一只义眼是必需的嘛？对于她这样一个仍然非常年轻，而且坚强程度就像普通人一样的女孩来，为了重建生活，她自己认为是必需的。

回家后我和几个朋友在MSN上说这件事，每个人都很震惊，每个人都问几乎同样的问题：不能找妇联吗？有没有什么援助基金？

我真是苦笑，这些朋友都是“有文化”的人，但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对于社会救助系统仍然是那么茫然，而且他们都第一时间想到了妇联！因为没办法不茫然，因为除了妇联，真的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机构能对这种事做点什么。这真是可悲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找媒体呀～于是我就找媒体啦。

过了几天，在台湾，我就看到了关于这女孩的报道，附她的照片，为了要更多的怜悯—帮助，这女孩除去了纱布，这样她会显得像是一个“更好的”受害者吗？

我很感谢这报纸中人的正义感，这非常非常重要。但这种正义感只能在特定的案例选择中才能实现，只有当一个受害者能提供一个好故事的时候！让读者吃下一个故事，吐出一点怜悯—帮助，但吃故事的胃口太容易麻木，所以故事们要相互竞争，你跳楼，我卖身，卖器官，卖……简直是要在人肉竞技场上杀出一条血路，把受害的痛苦排练成超级表演，才能得到一点关注。

那个女孩只需要摘下纱布，这是一个幸运，但到现在我还来不及知道，她是否会因那报道而受益。

我就到了台北，除了101大楼，台北简直又小又破，到处都是摩托车，小门脸，女孩子们穿得也不光鲜。但我简直觉得欣慰了——建筑老旧，是没那么多房子被强拆，门脸小，是小户人家也能经营殷实生意，女孩们有全亚洲最高的教育程度，有两性平等就业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而且每个法都真的可以用。

113是全台湾通用的特服号码，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遭受到家庭暴力或性侵害，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这个号码背后，有保护令、社工、庇护所、法律援助、临时救济、就业辅导……重点是，有全面覆盖的制度对受害者负责。其中有NGO的工作，而NGO所提供的服务，又大部分是由政府出资支持的。

有一句话曾经很流行：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简直是天下最混的一句话。应该反过来说：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就有什么样的尊严。

到了台湾，才知道中国人也可以生活得这样有尊严。这个感想真让我悲哀。

在一个地方，我们争相选购一种彩色琉璃饰品，它们出自受暴妇女的手工制作，每个都独一无二。简直没有比这些小玩意更美丽的东西了。不幸的人能聚在一起做这些美丽的东西是多好的事情，所谓自信，其实是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自信，只要对世界的信心还在，生命就能坚持下去，有转机。一个好的制度该是给人这样的信心的制度。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这样那样？”在台湾，总是要问这样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大陆像80年代解严前的台湾吗？我真愿意是像，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希望?

张钰公布性录像，揭露所谓“娱乐圈潜规则”，如同引发了一场舆论地震，但震中却异乎寻常地平静，自己没遇到过这种事，也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成了众多受采访的娱乐圈中人一致的说词，和那些深知内幕却身在圈外的人士的证言对比一下，那一致简直让人发笑。男权女色相互交换从来都是社会公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是公理，说一个由男性主导又利益巨大的行业能免于性腐败，实在是太轻视观众的智商。

要给张钰所揭发的“潜规则”定性，“性腐败”比“性交易”要准确得多，“性交易”用表面的自愿掩盖其间的权力关系，而“性腐败”却可以指示其中的权力寻租，以及对道德和法律的违背。影视业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功能好像只是评奖发奖，就行业自律和维权来说却形同虚设，中国电影家协会的负责人就坦然说自己“不了解情况”，反映出其对性腐败现象麻木不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像张钰这样的底层女演员漂泊在权利保护和救济之外，面对全行业的整体腐败，毫无抵御之力，只有三种选择：离开、忍气吞声或者就是做扭曲的反抗。第三种选择给她烙上“坏女人”的红字，但并不会让她失去什么，因为前两种选择也不能让她得到什么。

所以，一无所有的反抗者最可怕，张钰再次演示了这一点，但那震中的沉默又说明了什么？一家周刊评论说：“她非常清楚，那些被她揭发的导演是不敢站出来的，所以她统治了这个事件的所有话语权。”但是，另一种解释是；那些人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沉默可以逃避和解构质询，更因为他们并不真的在乎，就像此前他们被掌握了录像带也仍不在乎一样。这更证明，性腐败在高度行业化、机制化之后，会具有多么黑暗和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孤立的女人要和它斗，顶多是演一场无人喝彩的免费闹剧。

惟一的希望在于，在女人的独身肉搏之上建立正直的制度，以行业自律和法律两个层次防止和惩治性腐败，让男人的权力不再能变现，让女人的身体不再成资本。这是张钰没有，而我们这些因她的揭发而感到不安的旁观者应该展开的问责。

至于张钰，关于她的新闻都终究会过去，她的名字却将因成为代称而长驻，女人说：“你忘了张钰干过什么？”男人说：“难道你也要学张钰？”这样的对白将在许多幽闭的房间里响起，男人若不能像导演们那么自信，则多少将损失一些安全感，有些女人即使只把她的名字当作威胁也会感到摆脱了一点压抑，性别和性的游戏会有点逸出掌握的危险，然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不管以什么方式为后来者所用，都是张钰的贡献，不管她本人有什么动机。

今天在某处看见一则文章，却是高耀洁的博客，名为《避孕套挡不住艾滋病》，实在糟糕，不想评论其他，只想说，文中所用的“性乱”一词，是一种应该抵制的歧视性语言。

首先，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乱”。如果说，乱是指多性伴，那在多长时间里多到几个才算乱，是一个星期三个更乱，还是五十年里五十个更乱；如果说乱是指不忠贞，那今天忠了，明天才不忠，是不是这人只能算“一半乱”，一年出轨两三次，360天都忠贞的，“乱”的程度就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性伴超过一个的人群中，要给“乱”一个量化指标是不可能的，于是只能一刀切：凡性伴超过一个的，统统是“性乱”。于是就知道，性乱者遍地都是，而且会越来越多，只要有过不止一个女男朋友的，离婚再婚的，全是。

不是我抬杠，必须要把“性乱”的范围这样扩大化，才符合“性乱”作为健康恐吓武器的目的，要知道，不同时期里有过多个性伙伴，和同一时期（多长的同一时期，是一天还是十年，别问我）里有多个性伴，对艾滋传播的后果来说是一样的，病毒完全可以通过一张历时性的网，在前一个和后一个，再后一个……之间传播。

所以高耀洁说：“我再次郑重地告诉群众：‘洁身自爱’，才是惟一保护自己、家庭、社会，健康向上的防御性病／艾滋病的办法。”

所谓“洁身自好”，是单性伴的道德化说法，就像“性乱”是多性伴的道德化说法。但问题是“洁身自好”真的很难，除非你一生只和一个异性发生性关系，但这可不是完全由人自己决定的事，因为男朋友可能会分手；同居的男人可能逃婚；如果坚持婚内才有性，则一定要祈祷婚姻比命长；否则，离婚再找别的男人，还是“乱”，离婚再婚，也是“乱”。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家庭、社会，如果你不幸被男人抛弃，不幸离婚了，你绝不能再找，再找，你就是“性乱”，你就要被借防艾之名负面化。

一个不“性乱”的世界该是多么干净，只有两种人存在：处男处女（又一个坏词），结婚且从不出轨的人。没有性工作者，没有婚外情，没有再婚，没有后爹后妈，没有双性恋，当然没有《欲望都市》，连琼瑶小说都不会有，她虽然从来不写性，但她的女主角会失身得救。但绝不会有艾滋的性传播！所以该指望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降临。

高耀洁想必是不“乱”的，真是很惭愧，我已经“乱”过了，虽然我不认为自己错……但已经没用了，“乱”是不可挽回的。

但我还有那么多“性乱者”做伴。但那不是乱，那是当代给女人的福利和承担的一部分——生活的自由和生活的波动，那是性的权利，法律不会干涉，道德上也应该无罪，虽然还总有人爱好对性权利进行道德谴责，虽然这种谴责会借其他名义比如公共卫生还魂张势，但它本身已到了该灭亡之时了。

不懂得尊重权利，因为差异而区别对待，这就是歧视，像“性乱”这种词，即使装扮成防艾术语，也应该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