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er's profile朝阳路上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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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3 一首诗：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之二 《东科克》
一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隆替演变 屋宇建起又倒坍、倾圮又重新扩建， 迁移，毁坏，修复，或在原址 出现一片空旷的田野，或一座工厂，或一条间道。 旧石筑新楼，古木升新火， 旧火变灰烬，灰烬化黄土， 而黄土如今已化为肉，毛，粪， 人和兽的骨，麦秆和绿叶。 屋宇有生也有死：有建造的时候 也有供生活和蕃衍生息的时候， 有给大风吹落松弛的窗玻璃 摇动田鼠在来回奔驰的护壁板 吹起绣着沉默箴言的破挂毡的时候。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此刻阳光 掠过空旷的田野而隐去，留下深巷 任繁密的树叶把它掩住，你在暮色苍茫中 倚着岸堤，一辆货车从身边驶过， 深巷固执地向村里伸展，在炙人的暑热中 村子已摧入梦乡。在暖烘烘的氤氲里那燠热的光 被灰色的石头吸收了，而不是折射。 大丽花丛沉睡在空阒的寂静中。 等待着早来的枭鸟。 在空旷的田野 假如你不走得太近，假如你不走得太近， 在一个夏天的夜半，就就能听到 那轻柔的笛子和小鼓的音乐， 看见他们围着篝火跳舞， 男人和女人结对而舞，着是在举行婚礼—— 一种庄严而方便的圣礼。 一双双一对对，必然的结合， 他们互相手拉手或臂膀挽着臂膀 表示情投意合。一圈又一圈地围着篝火 或加入舞伴们的圆圈，或穿过熊熊火焰 婆娑起舞，质朴而严肃，或发出村野的笑声 提起穿着笨拙的鞋子的沉重的脚， 泥脚，沾着沃土的脚、 沉浸在村野的欢乐——那久远以来 在地里滋育谷物的人们的欢乐之中。 他们按着生命的不同季节安排生活一样。 有四季更替和星辰出没的时间 有挤奶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 有男人和女人匹配成婚的时间 也有野兽交配的时间。两脚提起和放下。 吃和喝。拉撒和死亡。 东方破晓，另一个白天 又为炎热和寂静作准备。晨风在海上 吹起了波纹，掠海而去。我在这里 或在那里，或在别处。在我的开始中。 二 迟留的十一月 需要春天的困扰吗？ 需要夏暑的创造物 和那脚下缠绕的雪花吗， 需要那一心想扶摇直上 却由红变灰终于跌落下来的蜀葵， 需要那盖满了初雪的凋零的玫瑰吗？ 流驰的星星敲响了雷声隆隆 好似意气洋洋的战车 部署在群星会集的战斗中。 天蝎星攻打太阳 直打得太阳和月亮沉落 彗星暗暗哭泣而流星飞驰 追逐在一阵旋风中旋转的苍穹和大地 在冰雪君临大地之前旋风就将世界 卷向燃烧着的毁灭之火。 这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但不太令人满意： 用一种陈旧的诗歌形式进行一次转弯抹角的研究， 而把人们始终留在一场跟语言和涵义 作无法容忍的扭打中。诗歌无关宗旨。 这并不是（重新开始）人们过去所期待的。 人们多年期待的东西，它的价值将是什么， 多年企望的平静，秋天般的平静 和老年的睿智，这一切又将有什么价值？ 音容消寂的前辈他们遗赠给我们的只是欺骗的诀窍， 他们是骗了我们还是骗了他们自己？ 平静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愚騃, 睿智不过是懂得一些已经失效的秘诀， 对他们在黑暗中窥视黑暗 或置黑暗于不顾都没有什么用处。 在我们看来，来自经验的知识 似乎只有一种有限的价值。 知识把一个模式强加于人，然后欺骗人， 因为模式在每一瞬间都是新的 而每一瞬间又都是对我们以往的一切 作出一次新的骇人的评价。我们只是因为欺骗 已不再能伤害我们，才没有受骗而已。 在人生的中途，不禁在旅程的中途 而且是全部历程，我们都在黑暗的森林中，荆棘中， 在沼泽的边缘，那里没有安全的落脚点 而且受到各种魔怪和虚幻的光明的威胁 引诱你去冒险。别让我听取 老年人的睿智，不如听他们的愚行， 他们对恐惧和狂乱的恐惧，他们对财产的恐惧， 对属于另一个人，属于别人或属于上帝的恐惧。 我们唯一能希冀获得的睿智 是谦卑的睿智：谦卑是永无止境的。 屋宇房舍都已沉入大海。 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 三 啊 黑暗 黑暗 黑暗。他们都走进了黑暗， 空虚的星际之间的空间，空虚进入空虚， 上校们，银行家们，知名的文学家们， 慷慨大度的艺术赞助人、政治家和统治者， 显要的文官们，形形色色的委员主席们， 工业巨子和卑微的承包商们都走进了黑暗， 太阳和月亮也暗淡无光了，哥达年鉴 证券市场报和董事姓名录都黯然失色了， 感觉冷却，行动的动机也已经消失。 于是我们大家和他们同行，走进肃穆的葬礼， 不是谁的葬礼，因为没有谁要埋葬。 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让黑暗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准是上帝的黑暗。正如在剧场里 为了变换场景，灯光熄灭了， 舞台两厢一阵沉重的辘辘声，在黑暗里 随着一番黑暗的动作，我们知道 群山，树林，远处的活动画景 还有那显目而堂皇的正面装设都在移走—— 或者象一列地铁火车，在地道里，在车站与车站之间停得太久 旅客们交谈之声纷起，又逐渐消寂于静默， 而你在每张脸孔后面看到内心的空虚正在加深 只留下没有什么可想的恐惧在心头升起； 或者像上了麻醉以后，头脑清醒却无所感觉—— 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耐心等待但不要寄予希望， 因为希望会变成对虚妄的希望； 耐心等待但不要怀有爱恋， 因为爱恋会变成对虚妄的爱恋；纵然犹有信心， 但是信心、爱和希望都在等待之中。 耐心等待但不要思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思索： 这样黑暗必将变得光明，静止也将变成舞蹈。 潺潺的溪水在低语，冬天有雷电闪烁。 野百合花和野草莓没有被人赏识， 花园里那曾回想过当年狂喜的笑声 如今尤未消寂，但是在要求并暗示 死亡与降生的痛苦。 你说我是在重复 我以前说过的话。我还要再说一遍。 要我再说一遍吗？为了要到达那儿， 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离开现在你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经历一条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 为了最终理解你所不理解的， 你必须经历一条愚昧无知的道路。 为了占有你从未占有的东西， 你必须经历被剥夺的道路。 为了达到你现在所不在的名位， 你必须经历那条你不在其中的道路。 你所不了解的正是你所唯一了解的， 而你所拥有的正是你所并不拥有的， 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四 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 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 在流血的双手下我们感觉到 医生满怀强烈同情的技艺 在揭开体温图表上的谜。 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 如果我们听从那位垂危的护士—— 她坚定不移的关注不是使我们欢欣 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蒙受的灾祸， 一旦灾祸重临，我们的病必将变为沉疴。 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医院 由那个不幸的百万富翁资助， 在那里，如果我们的病况好转， 我们就将死于专制的父爱的关注， 它须臾不离引导着我们，不论我们身在何处。 冷意从两脚间升向膝盖， 热度在精神的弦线中歌词。 如果使我暖和起来，那么，我准会在 寒冷的地狱之火中站立而冻僵， 炼火的烈焰是玫瑰，而浓烟是多刺的荆棘。 滴出的血是我们唯一的饮料， 血腥的肉是我们唯一的食粮， 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乐于称道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结实而又健康—— 同样，尽管如此，我们称道这个星期五好。 五 我就在这里，在旅程的中途，已经有二十年—— 二十个大半虚度的年月，介于两次大战的年月—— 试着学会使用语言，而每一次尝试 都是一次完全新的开始，也是一次性质不同的失败， 因为你不过是为了叙述那已经不必再叙述 或者你已经不想再那样叙述的事情 而学习怎样驾御语言的。所以每次冒险从事 都是一次新的开始，一次用破敝的装备 向无法言述的事物发动的袭击，最后总是溃不成军 只留下不准确的感觉乱作一团， 一群没有纪律的激情的乌合之众。 而那需要你用气力和谦逊去征服的一切， 早已被那些你无法企及的人们 一次或两次，或好多次所发现——但是没有竞争—— 只有去找回那已经失去的东西， 但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又去寻找， 这样循环反复的斗争。而现在似乎处于 不利的条件之下。但也许既无所得也无所失。 对于我们，唯有尝试自己，此外则非我们所能为力。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 世界变为陌路人，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 那已与我们隔绝——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的， 不是那感情强烈的瞬间，而是每瞬间都在燃烧的一生， 不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 那些如今无法辨认的古老石碑的一生。 有在星光下的黄昏时刻， 有在灯光下的黄昏时刻 （在灯下翻阅相片薄的黄昏）。 为此时此地无关紧要之际， 爱最近乎它自己。 老年人应该是探索者， 此地或彼地无关大局， 我们必须静静地继续前进， 越过黑暗的寒冷和空阒无人的废墟， 越过波涛的呼啸，大封的怒号， 海鸟和海豚的浩淼大海，进入另一个感情的强度， 为了获得更进一步的一致，更深入的交流。 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汤永宽 译 December 19 性骚扰无预防即是过错性骚扰无预防即是过错 自从性骚扰于1995年被写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它就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在不断提升，众所周知的是，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仍然十分艰难。有一些勇敢的女性走上了诉讼之路，然而结果却几乎都是相同的：无法认定性骚扰，更无法让骚扰者受到真正的惩治。 关键问题是，除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宣示之外，《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为防治性骚扰提供真正有力的法律武器，性骚扰的定义和法律责任在国家级法律中是空白。弥补空白的任务只能交给地方法规，至今有23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其中有两个地方在性骚扰方面有所突破，一是陕西：对性骚扰给出实质性定义，明确违背妇女意愿是性骚扰的构成要件；二是四川，指出用人单位对性骚扰的发生负有责任，如有过错应当赔偿受害者。 这两个地方法规无疑为中国的反性骚扰法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违背妇女意愿是色情信息或性要求是否构成性骚扰的重要标准，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把自愿交往和性骚扰划清界限；而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则是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关键，一方面从法理上来说，劳动者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意味着用人单位未能为其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因此理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从实务上来说，只有用人单位行动起来，才能找到预防和惩治性骚扰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具体而言，用人单位对防治性骚扰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认定用人单位在性骚扰发生中具有过错？这至今仍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受害者举证和索赔仍然会相当困难。因此，北京市近日公布的北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再次显示出突破性的价值，因为它首次明确“单位未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的，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对于性骚扰的发生，用人单位无预防、未制止就构成过错，就应该赔偿受害者。 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会提高受害者通过法律诉讼获得赔偿的机会，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当事人不需要为不存在的事实举证，也就是说，受害者不需要举证说明用人单位没有采取防治措施，而用人单位却需要充分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否则就会被认定有过错，这样，受害者取得法院支持就容易多了。其次，它将相当有力地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和改善性骚扰防治机制，以免一旦发生性骚扰自己被判有责，而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性骚扰的发生率和危害性都会降低。再次，它让受害者更容易获得赔偿，她可以将用人单位和骚扰者同时列为索赔对象，只要法院能认定性骚扰，那么用人单位就必须为骚扰者的行为“买单”。 无预防、未制止就是过错，这一反性骚扰法律原则的确立，或许将从此改变面对性骚扰事件中用人单位漠视、姑息、推诿的普遍现象，要知道，对于受害者来说，最使之寒心的往往不是骚扰的发生，而是令骚扰者无所顾忌的工作环境，是单位对举报置之不理、敷衍塞责甚至反过来责备和惩罚受害者的态度和做法，这在以往的一些案例报道中屡见不鲜，也因此，许多受害者选择了隐忍，因为她们知道举报也没有用处甚至会让自己更倒霉……今后，或许这一切将会逐步改变了。 那么，什么是用人单位应该建立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在预防方面，该实施办法提出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将反性骚扰条款写入劳动合同，在制止方面，该实施办法提出“女职工委员会在接到投诉时，应当进行调查、登记备案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但是，女职工委员会是工会分支，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并不具有直接制止性骚扰的权力，何况目前很多用人单位并未建立女职工委员会。在还不具备建立参与式的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的情况下，将单位内部处置性骚扰的职权归于人力资源部门应该是现实的选择。
December 05 同龄退休问题的权利基准该文针对新京报2008年10月4日《延时退休：让妇女自己选择》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8/12-04/008@020101.htm
北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关于“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的规定，再一次让人们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 不过，我想提醒的是，该送审稿所涉并非一般的延迟退休，而是一部分妇女在现有政策下理应享有的同龄退休权利，它不会导致普遍延长工作年限或者妇女退休年龄超出现有政策规定。 同龄退休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多数情况下男女不同龄退休，差别在5-10年不等，这其中，只有处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女知识分子的同龄退休问题才凸显出来，原因是有关政策允许她们在本人自愿、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同龄退休，而这一政策却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引起了许多纠纷甚至诉讼，由此才导致在退休普遍不同龄的情况下，同龄退休却似乎成了这些妇女的专属议题。 以上介绍或许有助于我们澄清这样的误会，即仅主张一部分妇女同龄退休，是否忽视甚至“歧视”了其他妇女的权利？答案是否，原因是现实而无奈的：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只有这一部分妇女的同龄退休权利才有可能争取和维护，而其他妇女还没有类似的空间。此外还有这样一种疑问，即如果对这一部分妇女实行同龄退休，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妇女也得同龄退休，然而她们可能并不想这样？答案也是否，因为她们的身份、级别、岗位不同，目前所面对的退休政策是不一样的。或者更明确地说，这种同龄退休主张不牵涉妇女内部的意愿差异和利益冲突。 当然更进一步的主张是在所有情况下男女均应同龄退休，因为以性别为由的区别对待是一种明显的歧视，即使区别对待的初衷是保护或优待。对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已有规定：“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另外，还应该彻底取消僵化过时的身份和级别划分，仅以职业和实际岗位确定退休年龄。 日前新闻已报道，劳动部正在考虑逐步延长男女退休年龄至65岁，这一将延迟退休与同龄退休结合起来的激进设计引起了强烈的争议，许多人提出这不符合一部分人的意愿，应该允许人们自愿选择是否延迟和同龄退休。将人群的差异性愿望纳入退休制度改革的考量中、保持退休年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人士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中国妇女普遍只有比男性早退休的“权利”，却没有同龄退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还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愿选择。只有首先给予妇女同龄退休的权利，然后她们才有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 所以基准的问题或许是简单的：妇女到底有没有和男性同龄退休的权利？妇女符合政策的同龄退休要求是否应该受到支持？权利视角要求我们回归到当事人的主体，回归到公平对待的出发点上去看待社会问题，而不是用想象中的意愿差异或利益冲突去抵挡基本权利的实现。决策者尤其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妇女及所有人平等享受劳动权利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December 01 认识一下“游击队女孩”（下）Q.一个艺术家怎么才能混出来？ Romaine Brooks: 即使没有歧视，艺术家成功也不容易。 Alma Thomas: 你在工作室里创作，然后带着作品跑画廊，它们只为一小部分艺术家做代理并出售他们的作品。有时画廊一周能接待几百个满怀希望的艺术家。你还要努力让博物馆关长对你的作品感兴趣，博物馆是购买和收藏艺术品的非赢利公开机构，它们和画廊相互影响，能在博物馆展出的画家比画廊更少。批评家通过评判你的作品来推动这个过程。获得他们的注意非常难，因为展览比评论多得多。艺术收藏家从画廊买艺术品，还坐在博物馆的会议桌前或委员会里，建议他们收藏什么，也接受博物馆的建议。要靠艺术生存，女艺术家就不得不谄媚这个体制。 Diane Arbus:博物馆和画廊倾向于只展示那么一小撮艺术家的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和白人。 Q.但是，艺术评判不是个水准问题吗？如果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真的很棒，为她们就不能靠自己出人头地？ Lee Krasner: 能进入博物馆和历史书的高雅艺术是被很少的一群人所主导的，我们的的招贴画已经一再证明，这些人不管是不是够聪明或善意，仍对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有偏见。 Romaine Brooks:要在艺术方面成功，运气、时机和够出色有才一样重要。为什么看起来走好运的总是白种男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从历史到现在，体制就是为了支持白种男人艺术家而建立的，好运只属于他们。西方过去实行保护人加工作室的艺术制度，现在也没什么区别，虽然保护人不再是皇家宫廷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变成了支持特定艺术家的画廊老板、收藏家、批评家和博物馆。只要有足够的钱投到某个艺术家身上，每个人都会发动起来把这艺术家的名字列在前头，从而让他进入历史。然后那些用这种办法成功的艺术家就开始定义什么是艺术水准。 Alma Thomas:“水准”总是被用来让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出局。 Q.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艺术和白种男人艺术有不同吗？ Alice Neel:艺术是经验的表达，如果大家都承认性别和种族影响到经验，那么很自然她/他们的作品会不一样。 Ana Mendieta:我们还为另外一件事而斗争，我们认为博物馆和画廊里的艺术品应该反映我们文化的全貌，我们真实的文化，而不只是白种男人的那一部分。 Q. 艺术界对待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方式是特例，还是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Rosalba Carriera: 很多人相信艺术是特殊的，超越陈规束缚的。虽然艺术可能会有一点超越性，但它仍可能被跟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的规则所支配，我们认为这里有公民权利的问题。 Zora Neale Hurston:几个世纪以来，妇女和男性有色艺术家被拒绝通过平等的途径成为艺术家，但仍有非常多精彩的例外，即使这些人被博物馆忽视，被历史书抹杀！ Paula Modersohn-Becker: 被用得最多的教科书《詹森艺术史》, 在詹森本人去世之前没有提到一个女艺术家，后来他的儿子做了修订，在2300个女艺术家里挑出了19个，好多。 Gertrude Stein: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高雅艺术是走在大众文化前面的，但所有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它一点不前卫，而是很落后。看看我们招贴画里的对比，从事传统男性职业的妇女比在主要的艺术画廊获展的妇女（比例）要多，巴士公司比纽约市的画廊更文明，艺术界比邮局更男人气。 Q. 所以你们不能只是呆在工作室里，苦苦工作着指望受到注意？ Meta Fuller:当然，所有对公民、妇女和同性恋权利运动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进步只能是施压、抗议和斗争的结果。 Q. 你们真的想重写艺术史，把那些我们熟悉喜爱的白人男画家都删掉吗？ Georgia O'Keeffe: 是又不是。历史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它总是需要调整和修订，那种把一个时代的艺术简化成只有少数天才及其杰作的做法是短视的，是巨大的错误，另外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我们不是要忘掉伦勃朗和米开朗琪罗，只是想把他们挪开一点，给我们其他人腾些地方！ Q. Hilton Kramer（观点保守的艺术评论家）称你们是“配额女王”，你们真的认为所有的展览都必须有50%的妇女和有色艺术家？ Zora Neale Hurston:我们从来不说配额，或者我们总要说配额。我们从来不批评一个机构没有让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占50%，但我们羞辱他们，因为他们给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机会不到10%。 Georgia O'Keeffe:为了补偿迄今艺术史中发生的这些事，每个展览都应该有99%属于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当然只需要坚持400年。 Q. 你们讨厌用来描述艺术的语言，杰作、创造性的、天才这些词儿有什么错？ Frida Kahlo:如果“杰作” （masterpiece）一词只能用“主人”（master）做词根，而“主人”被定义为“控制权力的男人”，你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反对它。考虑到奴隶制的历史，我们建议把这个词改为massa（主子，黑人对奴隶主的称呼）和massa's piece（主子的作品）。 Lee Krasner: 用simenal这个“精液”的形容式来描述创造性的成绩和创意实在是太过分了， 哎，想想它就让我嘴巴里有一股怪味。 Tina Modotti: 下次再有人想用seminal这个词时，可以试下用germinal（胚胎一词的形容式）代替。 Anais Nin: “天才”这个词和拉丁语中的“睾丸”一词有关，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几乎不用来形容妇女。 Q.如果艺术界是如此的堕落可恶，你们为什么还希望成为它的一部分？ Kathe Kollwitz: 游击队女孩本身完全不希望去分馅饼，我们是多元的团队，成员的年龄、种族、性倾向和在艺术界的成功程度都不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炸掉苏活区，一些人已经在博物馆搞过回顾展。我们一致同意的是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值得分一块馅饼，而且不应该被阻止分到一块更大的，如果以后她/他们会那样的话。 Violette LeDuc:攻击我们想分馅饼的人往往自己就占了馅饼的大部分，他们不会攻击其他领域的妇女，比如想成为合伙人或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法学毕业生。 Q.你们对色情描写的立场是什么？ Anais Nin:我们打算在我们就它是什么达成共识之后立即有一个立场。 Q.关于审查制度呢？博物馆应该展出淫秽和冒犯性的艺术吗？ Rosalba Carriera:那当然，如果其中有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作品的话。 Q. 关于女男同性恋的议题呢？ Romaine Brooks:我们支持女男同性恋的权利，我们其中一些人是酷儿。 Gertrude Stein: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招贴画涉及女男同性恋的议题，比如我们呼吁极右派去接受心理分析，以确认他们对Robert Mapplethorpe（摄影家，曾因表现男同性恋色情而引起关于是否应给予其公共资助的争议）如此感兴趣的根源。 Violette LeDuc:我们声明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控性骚扰的大法官，见前）应该把他自己要求的隐私权拓展到同性恋身上。 Alice Neel: 我们在我们关于自然法的解释中嘲弄恐同症的艾滋偏执狂。 Vanessa Bell: 第一期《潮热》嘲笑了《纽约时报》报道女男同性恋时的清教徒式语言。 Georgia O'Keeffe: 我们希望看到关于女同性恋性存在的艺术像关于男同性恋性存在的艺术一样被严肃对待，现在正在开始这样。 Q. 面具让你们不用为自己提出的指控承担责任？这不是胆怯吗？ Rosalba Carriera: 事实上，我们从戏弄开始的，是在愤怒中对建设性的实践，当面对广大的受众时，它已经成为一份重大的责任，我们并没有这样宣示，但我们努力实际做到（负责），我们当中没有人因为做“女孩”而获利。 Ana Mendieta: 我们休息一下。“孤独山脉”（早期广播和电视中带面具的匿名超级英雄，见前）是胆怯的吗？ Q.有没有人试图揭露你们到底是谁？ Paula Modersohn-Becker:有一个人曾威胁要这样做，但有成千上万愤怒的、斗志昂扬的女权主义者关注他的案例，她们已经够他受的了。 Liubov Popova: 好多年以前，曾有两个人张贴过带她/他们照片的招贴画，宣称自己是“游击队女孩”，真是不可思议的职业策略！ Q. 你们制造了改变吗？ Emily Carr: 我们让经纪人、馆长、批评家和收藏家更富责任感，对于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来说形势确实好了很多，虽然同时有很多倒退。 Frida Kahlo: 就在去年，曾在80年代中期宣称性别不再是一个限制性因素的Robert Hughes（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作家和广播主持人）, 为《时代》杂志写了一个关于伦敦某美国艺术展的评论，他说：“你用不着是‘游击队女孩’就可以知道，这展览里没有足够的妇女。”这是进步，虽然Hughes 食言了，没有里为自己过去的迟钝而道歉。 Paula Modersohn-Becker: Mary Boone（女画廊老板，见前） “不够男人”，所以不承认我们影响了她。但在我们抨击她之前，她从未代理过任何女画家。 Kathe Kollwitz: 博物馆馆长们觉得自己是被迫在镜头前奉承我们，他们惯于忽视我们，总希望我们自己走开。 Gertrude Stein:这种悲惨的局面必须要改变，而我们是改变的一部分。 Q. 成功有没有毁了你们？ 33.3%: 有 33.3%: 没有 其他人: 不好说。 Q.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所有人: 回到那边的丛林，回去工作。 Q. 最后一件事：你们怎么能忍受整天戴着面具？ Emily Carr:它很性感（hot）。 Paula Modersohn-Becker:但戴着它的感觉更热（hot）。 Alma Thomas: 但我们看起来这么美丽，所以不怎么抱怨。 Copyright ©1995 by Guerrilla Girls, Inc.
认识一下“游击队女孩”(上)出自“游击队女孩”的第一本书《游击队女孩的供认》，1995年 翻译：piner Rosalba Carriera: 当我们第一次面对媒体时，显然我们需要代号以区别团队成员。在我们为NPC的“新鲜空气”节目录影时，乔治亚·奥姬芙（获得极高声誉的美国女画家，1986年去世）去世了。就在那时，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使用故去的女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字，以凸显她们在历史中的存在，同时也解决我们接受采访时的名字问题。那就好似奥姬芙从墓中仍与我们谈话。到现在，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马克思主义者，1954年去世）, Alma Thomas（首位开个展的美国黑人女画家，1978年去世）, Rosalba Carriera（18世纪意大利女画家）, Lee Krasner（有影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1984年去世）, Eva Hesse（德裔美国雕刻家，新材料使用先驱，1970年去世）, Emily Carr（加拿大女艺术家和作家，以表现加拿大本土生活著称，1945年去世）, Paula Modersohn-Becker（德国女画家，早期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1907年去世）, Romaine Brooks（美国女画家，以男装女性肖像画著称，1970年去世）, Alice Neel（美国女肖像画家，1984年去世）和Ana Mendieta（古巴裔美国女艺术家，从事行为艺术、摄影和录像艺术，1985年去世）只是一部分加入我们的著名历史人物。现在我们又补充了Rosa Bonheur（19世纪法国女画家和雕刻家）、Angelica Kauffmann（18世纪奥地利女画家）和Sofonisba Anguisolla（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女画家）。有一个女孩不喜欢这个主意，她自称为GG1。 Q. “游击队女孩”是如何开始的？ Kathe Kollwitz:198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叫做“国际绘画与雕塑纵览”的展览开幕，它被认为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所有参展的艺术家都是白人，无论是来自欧洲的还是美国的。这真是糟糕，更糟糕的是博物馆馆长Kynaston McShine还说不能出现在展览上的艺术家都应该反思“他的”艺术生涯。这话激怒了许多艺术家，因为显然这家伙有严重的偏见。妇女们在博物馆门前示威，像平时一样散发传单、设置拦截线，但并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我们中的一些参与者很恼火。 Meta Fuller:我们开始自问一些问题：为什么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在70年代比80年代做得更好？难道艺术界在倒退？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能做些什么？ Q.那你们做了什么？ Frida Kahlo:我们决定发现情况到底有多糟糕。在大约5分钟的研究后我们发现情况比我们所想的更严重：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画廊和博物馆展览中几乎没有女艺术家。当我们展示这些数字时，有些人说这是水准问题，不是偏见，另外一些人同意存在歧视，但认为没什么改变的希望。每个坐在权力位置上的人，馆长、批评家、收藏家和艺术家自己都把责任推给别人。艺术家责备经纪人，经纪人责备收藏家，收藏家责备批评家，如此等等。我们决定公布这些人的纪录，让他们难堪一把，于是就有了我们在纽约苏活区街道上展示的第一批招贴画。 Q. 你们为什么要匿名？ GG1:艺术界的圈子很小，我们确实害怕得罪一些圈中最有权力的人，那可能会毁掉我们的艺术事业。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让焦点集中在议题上，而不是我们的个性或我们自己的作品。 Lee Krasner: 我们用这种方式加入了面具复仇者的古老传统，这些人大部分是男的，像罗宾汉、Batman（1939年诞生的连环画人物）, The Lone Ranger（美国广播和早期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和神奇女侠（美国漫画中的第一位女英雄人物，诞生于1941年）。 Q.你们为什么自称“女孩”？这不会让许多女权主义者感到不安吗？ Gertrude Stein:是，我们希望耸人听闻，我们希望让人不安。 Frida Kahlo:把成年女人叫做女孩是暗示她不完善、不成熟、没长大。但是我们决定收复“女孩”这词，让它不能再被用来攻击我们，同性恋艺术家自称“酷儿”是同样的思路。 Q. 你们为什么要当游击队？ Georgia O'Keeffe:我们想耍弄那种对游击战争的恐惧，让人害怕我们要干的事儿，担心我们接下来要袭击哪儿。另外，“游击队”和“女孩”放在一起很好听。 Q.自称为艺术界的良心是不是有点自命不凡？ Eva Hesse: 没错，每个人都知道艺术家一向自命不凡！ GG 1: 无论如何，艺术界需要自我审察，需要更多的自我批评，每个行业都需要良知！ Q. 为什么戴猩猩面具？ Kathe Kollwitz: 我们首先是游击队，其次是猩猩。从一开始媒体就希望我们公开照片，我们需要伪装。没有人确切地记得我们如何搞到皮毛面具，不过，有一个故事是，在一个早期的会议上，一个发起的女孩的拼写很糟糕，她把“游击队”（guerrilla）写成了“猩猩”（gorilla）,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错误，它给了我们“男人味儿”。 Q.短裙、高跟鞋和鱼网袜是怎么会事？ Emily Carr:这些装束加上猩猩面具，挫败了对女性性感的刻板印象。 Meta Fuller:事实上，我们大多数时候穿得没什么特色，像艺术界中所有人一样穿黑衣服。有的时候我们穿高跟鞋和短裙，人们就记住了它们。 Q. 你们为什么要使用幽默？你们想传达什么信息？ Paula Modersohn-Becker: 作为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我们在艺术界中的处境是如此悲惨，我们能做的就是拿这个取乐。嘲笑和轻视把我们排斥在外的体制感觉真好。而且，认为女权主义者没有幽默感的看法是陈腐的。 Eva Hesse: 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批招贴画并不好玩,只是狡黠，但我们很快发现幽默能吸引到更多人，它是非常好的武器。 Q.你们允许男人加入吗？ Frida Kahlo: 我们非常乐于包容，但找到愿意从事不能获得报酬和声誉的工作的男人并不容易。 Kathe Kollwitz : 说实话，我们有很多男性支持者，还有很多男人要求加入，我们正在考虑。 Q. 对你们最早的行动的反映如何？ Anais Nin:怀疑、震惊、愤怒都有，而且议论纷纷。那是里根的80年代，每个人都发疯似的想成功，没有人希望被认为是抱怨者，几乎没有艺术家愿意去抨击顽固的体制。我们马上成了晚宴、开幕式甚至街头的话题，这些女人是谁？她们怎么敢说那些话？她们说的是不是艺术界的真相？女艺术家爱我们，此外几乎所有人都恨我们，但所有人都不停地议论。 Q. 从那以后你们做了什么？ GG1: 我们的招贴画一个又一个，我们还做了60多个调查，涉及我们的文化中普遍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不同方面，不仅限于艺术界。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了我们的全套资料，我们在四大洲的博物馆、大学和学校向许多听众发表讲演，其中有些邀请来自被我们抨击过的机构和人。 Q. 听起来你为你们的成功而感到惊讶，本来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Romaine Brooks:我们本来根本没期望什么，我们只是想跟我们的敌人搞点乐子，再稍微发泄一下怨气。 但我们也想通过新的策略和战略让女权主义重新兴盛起来，这么多的人认同我们并觉得我们说出了她们的集体愤怒，真是令人吃惊。我们没有过那么张狂的想法，让日本、巴西、欧洲甚至巴厘岛的女人都对我们做的事感兴趣。 Q.除了招贴画之外你们还干了什么？ Eva Hesse: 招贴画是我们最主要的公众传播手段，但我们也做别的事情，像制作布告牌和巴士广告、散发杂志、抗议活动、集体投书行动。我们特别得意于曾在一些重要博物馆的卫生间里张贴过大幅传单。 Rosalba Carriera: 我们给那些过分的冒犯鬼们发匿名信，经常是授予他们编造的奖项。我们给纽约时报的John Russell（著名艺术评论家，2008年去世）发了一个1986年“最该领情”艺术评论奖，他评论Dorothy Dehner（女雕刻家，1994年去世）的展览时称她为“大卫·史密斯夫人”，以指她那位离婚多年的著名雕刻家前夫。 Alice Neel: “诺曼·梅勒对性别平等议题敏感奖”被给了画家Frank Stella，他说他喜欢像Helen Frankenthaler（与Frank Stella属同一流派的年长女画家）那样的 “女孩”艺术家的“男人气”作品。我们冲艺术市场的大红人Brice Marden 晃一支有好多毛的手指头，因为他对《名利场》杂志说他不知道请女经纪人是不是好事。 Tina Modotti: 我们把“年度辩护奖”给了女批评家Kim Levin，她评论David Salle的一个展览时对他的厌女隐喻避而不谈。最近在一个柏林的座谈会上，她声称感谢我们的批评。 Gertrude Stein: 我们给朋友和敌人们发圣诞祝辞，在文后会提醒“我们知道谁捣蛋谁是好人”，我们希望捣蛋鬼们“在地球上安静点，对女人善意点”。 Frida Kahlo:如果Michael Kimmelman（《纽约时报》首席评论家）再对公平容纳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展览大肆抨击，就像他对1993年冲惠特尼双年展歇斯底里地怒吼一样，我们就要送给他够一年吃的止痛片。 Q. 你们自己有没有被指责为歧视？ Alma Thomas: 有，更年期妇女觉得我们在取笑她们，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通讯取名为《来自游击队女孩的潮热》。我猜她们不知道取这名字的女孩是自己有潮热。 Kathe Kollwitz: 一位男记者仍在威胁要起诉我们，因为比起妇女或有色艺术家，我们的《潮热》向白种男人收更多的订费。我们觉得自己很公平，因为白种男人挣得更多。我们告诉他去起诉那些跟女人要更多钱的理发师。 Romaine Brooks:我们也听说一位白种男同性恋很生气，因为他不得不像白种异性恋男人一样付费。所以我们让我们的措辞更精确：“能挣更多钱的白种异性恋男人：12美元，其他人：9美元。” Q.有什么事是你们感到抱歉的吗？ Anais Nin:我们的拼写错误。 Q. 你们有多少人？ Lee Krasner: 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暗自怀疑所有的女人都生下来就是游击队女孩，问题只是如何让她们发现这个。如果肯定的说，我们有几百个，如果大概的说，我们有几十万个，甚至或许，成百万个。 Q. 你们怎么工作？ Alice Neel: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变得类似一个庞大、疯狂、打理不周的家庭。 我们争论、叫喊、抱怨、改变主意，总是声称如果不按自己说的做就退出。我们在不同的会议间连线以理解彼此不同的立场。我们几乎不投票，大多数时候按照协商一致的意见行事。有些人退出了团队，但最后大多数人在几天、几个月，有时几年之后又回来了。圣诞晚会和重聚都有点（热闹得）恐怖，我们相互间非常关心，即使我们看事情的方式不同。每个人都有她实在讨厌的招贴画和实在喜欢的招贴画，我们同意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也许这就是民主。 Q. 你们怎么获取信息？ Violette LeDuc: 通常我们只是在画廊、博物馆里和媒体上统计数量。 Eva Hesse: 我们最好的信息源之一是《美国艺术》杂志，在它出版的年度指南里，画廊和博物馆会很“自豪”地宣布它们在一年中会搞哪些歧视性的事儿。 Alice Neel:我们会重新解释许多机构提供的公开信息，我们就是这样搞了一个展览，显示惠特尼博物馆在展示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方面的纪录是多么可怜。 GG 1: 为了准备《潮热》第二期，我们用一个虚构的研究生的名义编造了一封信，询问150个博物馆的公关部门它们正在干什么。 Romaine Brooks: 为了准备第一期，我们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坐了好多天，读了《纽约时报》从1991年到1992年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章。然后，我们从遍布全城的秘密消息源那里获得了那些评论家的丑事。 Ana Mendieta: 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秘密团体，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比如可以是Leo Castelli（著名艺术经纪人，最早代理安迪·沃霍尔的汤罐头画作，1999年去世）的肛肠科大夫，Mary Boone's（著名画廊女老板）的整形医师，David Salle的发型师，或者Carl Andre（画家）的下一个女朋友。 Q. 你们多久开一次会？ Tina Modotti: 28天一次（就像月经周期）。 Q. 谁资助你们？ Georgia O'Keeffe: 最开始，我们自掏腰包制作招贴画，然后开始有人主动向我们捐款，其中一笔来自纽约市一家博物馆的秘书，他/她写信说：“我替一位曾被你们把名字标在招贴画上的馆长工作，你们说的没错，他是个混蛋。这是25美元。”现在，我们收到许多事业上升的女艺术家的捐赠， 我们的通讯《潮热》甚至得到了政府资助以“监测艺术界的性别和种族歧视”。没有基金会和艺术保护者给我们开大额支票，也没有给游击队女孩的PAC(?)。我们接受那些被我们抨击过的机构的回馈，它们会购买我们的海报或支付演讲费。 Q. 游击队女孩的种族构成是怎样的？ Gertrude Stein: 我们的成员情况保密，不过我们当中有色妇女的比例多于人口一般情况。 Q. 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的面具有种族歧视色彩，因为它们唤起了对常被用来羞辱黑人的丛林低等生活的印象？ Zora Neale Hurston:我们已经谈过，这是在破除刻板印象，就像我们用“女孩”这个词。 Meta Fuller:猩猩一点都不低级劣等，像你说的这么想是“智人中心主义”。 Alma Thomas:我更喜欢粉红滑雪面罩。 Q. 你们也做关于堕胎权、海湾战争、无家可归者、强奸、克拉伦斯·托马斯（1991年被控性骚扰的大法官）以及其他和艺术界无关的招贴画，为什么？ Paula Modersohn-Becker:我们认为自己属于很多领域，而且可以扮演所有我们希望的角色。 Liubov Popova: 我们希望提炼出我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制作招贴画时学到的东西。 Kathe Kollwitz: 我们的批评并不成系统，它们并不是非常精确地炮制出来的。成员们把议题和主意带到团队中来，我们努力把它们体现为有力的招贴画。有时我们都对某个议题感兴趣，但想不出如何把它变成招贴画，或者不能达成一致，于是就把它留到下一次会议上。 Emily Carr:很多议题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聚焦于某个领域一会儿，然后回到艺术界，然后又出来。 Ana Mendieta: 像海湾战争这样激怒我们的事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催生一大堆招贴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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