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母女一回到深圳就陷入媒体的包围，甚至在电梯里都忙着接受采访，面对记者，她们一遍遍地念着杨父的遗书，控诉着刘德华，她们声称自己将尽快回兰州取得签注，再回香港——是为了处理杨父的后事还是像她们事先所说的那样再见华仔，或者准确地说想再次胁迫华仔，只有她们自己清楚。

杨丽娟母女的精神状况现在已经相当危险，对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如果是说在杨父自杀之前人们还不能完全预知的话，到现在，看到杨父之死仍不能阻止她们的继续疯狂，人们就不能不警觉了：再这样下去，她们还能干出什么？更大的悲剧正在酝酿之中。

她们是病人——即使她们不承认，即使未经诊断，但地球人都知道她们的偏执已经超出常情，对此她们不自知，但旁观者却不能不知道，她们表面看起来还能自理，其实她们已经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就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还在热心起哄，不但是给她们提供表演的舞台，更是充当了她们实现自己偏执的工具，要知道，没有媒体报道，这一家绝不可能有这样高调胁迫华仔的可能。这种做法将把杨丽娟母女在危险的道路上推得更远。

只是为了取得新闻——在这种目的下杨丽娟母女如同媒体争抢中的腐肉，她们的健康风险，她们给刘德华制造的困扰，甚至更外延一些，给我们这些已经看不下去的旁观者造成的伤害，却没有人去关注，去作为掌握自己行为边界的依据。我不能不说，这些记者所做的看似“客观”的报道是不道德的。

他们只想从杨家人身上榨取新闻，但对他们真正的需要却装作不知。在香港，杨父死后有媒体为她们支付酒店费用，但却没有媒体为她们联系为处理丧失所需的签注延期事宜，在深圳，同样有人为她们安排住宿（看她们所住酒店的电梯，肯定不是属于一个小招待所），甚至有人为她们支付回兰州的机票费，但却没有人替他们联系一下心理医生——她们最需要的帮助。安排住宿、付机票钱，这样的慷慨，是出于单纯的善意吗？当然不是，如果这样，比她们更需要资助的人太多了，慷慨解囊的目的是为了从她们那里获得独家新闻！为此他们才为她们提供特别的帮助，以获得采访特权。

我看到记者也试图与她们进行“理性”对话：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对吗？之类，仿佛在试图促动她们的反思，但这种薄弱的心理引导，对于杨丽娟这样的病人来说是徒劳的，而且在报道中也并不重要，更大的篇幅被给予她们理直气壮的宣泄和控诉，这样的报道和那些靠展示人的残疾和痛苦牟利的恶劣展览简直没什么区别。

应该如何报道疯狂者？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要知道，这不仅涉及社会普遍的伦理问题，还和当事人的生命安全有关。

杨丽娟母女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她们的疯狂之旅，而是停下来，有一点点自省，思考杨父自杀的教训，考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生活。为此她们需要救援，但救援的介入很难很难，这是她们给我们这些旁观者造成的痛苦的最大部分。但是，如果不能救援她们，那就别再用若无其事的报道助长她们的疯狂了吧，要知道，在当事人无法自制的情况下，这种报道具有剥削的性质，而且也以其无良让其他人难过。

作者还是R老师，照片非常值得一看！如果看不见请移步：http://old6633.blog.sohu.com/39852950.html#comment

 

3月14日，汉拿山的第二天，一家三口拖着沉重的双腿，扭着身子，参观了位于济州西归浦市的泰狄熊博物馆。这是女儿早已确定的重要选项，我和先生原本对此并不感兴趣，陪女儿罢了。虽然我也喜欢在韩剧《宫》里那些适时出现、代表主人公不同心情的泰狄熊玩偶，但也不至于把泰狄熊博物馆看得比其他更重要。一进博物馆，充满惊喜，“怎么是这样”？！想法立即改变，确实值得一看！回京后，上网查了有关泰狄熊身世的材料，在此与各位分享。 31

 

博物馆入口处

泰狄熊百年巡礼

下面是博物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不同年代的泰狄熊。有的身上的绒毛已斑驳脱落，布头严重磨损，可见年代之久远。可以看出，做工越来越精细，表现越来越多元化、拟人化、社会化。最初以男孩为对象的泰迪熊世界，也有了针对女孩的设计。中国的熊猫亦成为泰狄熊庞大家族中的一员。

 1900-1910年代

1910-1920年代

1920-1930年代

1930-1940年代

1940-1950年代

1950-1960年代

1960-1970年代

1970-1980年代

1980-1990年代

1990-2000年代

泰狄熊的身世

泰迪熊由来的美国版：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喜欢打猎。1902年11月12日，他在为期四天的猎熊活动中毫无所获。同行官员为了讨好总统，把事先捕获的小黑熊绑在树上，让总统射杀。总统不忍，说“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并当场发誓从此不再猎杀黑熊。美国知名漫画家把此事画成漫画，发表在1902年的11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于是，总统拒杀小黑熊成为美谈，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纽约布鲁克林区开杂货铺的俄裔米德姆夫妇受漫画启发，于1903年开始制作四肢可以转动的的毛绒熊，并把小熊和漫画一起放在自己的橱窗作装饰。出乎意料的是，每一只刚做好放在橱窗里展示的小熊很快便被买走，连替换的新熊都来不及做，让他们应接不暇。米德姆夫妇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问是否可以用他的小名“泰迪”为小熊命名。总统回信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对你的事业有什么用途，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我欢迎你使用我的名字。”于是，这个绒毛玩具熊被正式命名为“泰迪熊”。

在泰迪熊盛行的潮流下，米德姆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制造泰迪熊的玩具公司——创意玩具公司，这就是美国版泰迪熊的由来。

几年后泰迪熊传到了英国及欧洲其它国家，恰巧当时英国国王艾德华七世的小名也叫泰迪，很快，泰迪熊也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宠物。

泰迪熊由来的德国版：

德国南部小村庄的女裁缝玛格丽特·史泰福，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在家人协助下，制作布娃娃、熊玩偶。在1903年莱比锡玩具样品市场中，她手工缝制的熊玩偶受到瞩目，美国商人下了大量订单。从此，玛格丽特的小裁缝店扩展为史泰福公司，到1907年，已成为拥有二千人的大企业，其生产制造的泰迪熊成为泰迪熊业界首屈一指的品牌代表。

在德国，许多人是抱着泰迪熊长大的。据说德国救护车中一定会放一只泰迪熊，当做礼物送给那些不得已必须搭乘救护车的小孩。看欧美电影可知，一般的孩子都有泰狄熊。

在德国有专为泰迪熊迷所办的季刊《泰迪熊与其朋友们》，刊载的均是有关泰迪熊的资讯情报。

20世纪80年代开始，商家在市面上限量发行特别版泰迪熊，借由数量的有限造成其价值的稀有。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欧洲共同体缔结条约等重大国际事件，都有相应的纪念版泰迪熊问世。 

泰狄熊的文化创意

关于泰狄熊的由来，虽然在美国和德国有不同渊源，但它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是一样的。它是孩童的朋友和玩伴，是幼小心灵的安慰和寄托；它是成年人的历史和回忆，是想象，是童心未泯的象征。

网上有这样的测验：提到泰迪熊，你头脑中第一个联想到的词是什么？如果想到“可爱”，表明你童心未泯，仍保有孩子般的天真；想到“安全”，是缺乏安全感、并且拒绝长大； 想到“经典”，通常是超理性的目标导向主义者……姑妄听之。

我参观泰狄熊博物馆时，首先想到的是“可爱”，更对“创意”有了一定的理解。看看下面表现世界著名艺术作品、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泰迪熊，不觉得可爱吗？不认为太有创意了吗？（玻璃橱窗的反光影响效果，是没办法的事）

 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

 凡高自画像

思想者

华盛顿

拿破仑

圣雄甘地

爱因斯坦

玛丽莲·梦露

猫王

披头士

 

乔丹扣篮

特里莎修女

诺曼底登陆

阿波罗登月

挖掘兵马俑

拆除柏林墙

庆祝香港回归

泰迪熊在生活中

中国婚礼

韩国婚礼（网上下载）

济州民俗（网上下载）

名牌衣饰和箱包

潇洒蓝领（室外）

全家福（室外）

时装秀（舞台上的模特是转动的，众观看女士手中的相机频频闪光）

…………

…………

太多的精彩创意，惜不能在此一一展现。

小小玩具熊，能够这样引人，是因为它把济州岛与世界联系起来，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把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联系起来。与它合个影吧！

 

汪洋书记：

    此时此刻，您作为重庆直辖市的一把手，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全国舆论的关注，我想重庆的千千万万普通市民也在关注着您：我们的市委书记该是怎样一个人，他该如何对待杨武、吴苹如同大海孤舟般的私有合法房产呢？假如市委书记换位思考，把自己设想为杨武一家人，又该是如何妥善处理呢？
    法学专家江平说过，只要合理补偿，没有不能拆的房子，因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同样道理，“公共利益”不是谁说了就算，“漫天要价”也不是谁说了就算，凡事都要以法律、法规等事实证据为准。即使房子要拆，总要有个拆法：应该依法补偿的要补偿，要合理；应该依法赔偿的，也要合理。人都是血肉之躯，没有过不了的河流，也没有沟通不了的感情。
    3月29日，也就是杨武私房面临法院裁定强拆令发布一周后，杨武提出要见汪洋书记。杨武对新京报记者李艳说，“房子可以拆，而且可以不要一分钱的赔偿，只要汪洋书记来到现场。”他还说出自己有很多委屈要说，开发商有重庆某单位的背景——如果是政府及官员背景，一把手更应该严格核查，实事求是地公布核查结果。
    只要能够见到汪洋书记来到现场，杨武愿意马上从房子上下来。这可是一件好事，杨武已经声明虽然坚持了两年半，但房子并非不能拆，只要见汪洋书记。这样的声明，我想是杨武一家的对外承诺，承诺即约束，有约在先，只要在这个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汪洋书记能够体谅民情，深入基层，甚至不辞劳苦到面临被拆房子现场看一看，沟通一下，好事就能够变更好的事情。
    关键时刻到了，领导者作为业主和开发商所扮演的中介角色至关重要，而有时候领导的缺席往往会令基层的执行者误判，后果不堪。在此，我以作家和公民身份公开呼吁，请求汪洋书记能够出面上这个台阶，通过一次官员与公民的对话，便可以使杨武先生走下坚持了两年半另加一个星期的台阶，这样做岂不两全其美，获得和谐的双赢？
    在我印象中，汪洋书记近二十年前就因政绩突出已经获得大名了，当时您作为安徽重要城市铜陵市政府的一把手，以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开放之举，赢得了舆论的厚爱。比如1991年发起的《醒来，铜陵！》一文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敢于解放思想，又敢于打破束缚地方发展的“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获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经济日报》响应，给予旋风式的报道，最后又获得邓小平的赞许。现在快二十年过去了，您已经成为中央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说明中央重用您，您是实干型开拓型的人才，而且相信您也有能力能够妥善解决类似杨武一家遭遇的涉及民生民权的焦点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人，凡事能够为民事必躬亲，以民众利益为至高点，兢兢业业，以德抱怨，任劳任怨，势必获得人民的拥护。在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尤其是改革派，有时候一位领导人到场表示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就可以化解一个危机。温家宝总理当副总理的时候就说已经走过了全国1800个县，了解民生多艰；而台湾的政治人物蒋经国考察民生，轻车简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以罕见的忠勤任事，解决遇到的难题，获得民众拥护。
    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邓小平也曾经这样说：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无论做官，还是普通公民，都要实实在在，实事求是，诚信为本。胡锦涛去年提出的“八荣八耻”也是要求全民遵守一定的道德约束，知荣知耻。
    眼下，大众眼球关注的“钉子户”事件，远远不是媒体限制报道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包括重庆报纸在内的新闻单位即使不报道也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更不代表事情已经结束。面对这一敏感的突发事件，假如地方官员的强硬处置，更强化了事件的负面色彩，更不利对《物权法》的宣传和普法。有一个道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同样好事也可以变坏事，通过重庆的“钉子户”事件正好可以检验重庆执政府的执政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钉子户”事件正是当下最大的国情，解决好了，利国利民。正如《南方周末》评论员陈敏先生所言，如果地方官员稍具政治智慧，在“史上最牛钉子户”那张堪称经典的照片见诸报端时，不是恼羞成怒，而是柔性应对，先平息社会情绪，待舆论风暴过去之后，再与业主从容谈判，显然就不至于把业主逼上孤岛，也就不至于闹到今天这步田地了。那道强制拆迁的最后通牒，无疑出于地方官员的傲慢。自以为凭借其垄断的公权力，在其领地内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哪知道一声令下，反而逼得业主破釜沉舟。单就硬力量而言，业主与地方官员肯定对比悬殊；但业主一旦豁了出去，登高一呼，马上竟应者如云，强大的软力量，亦即人心的力量，竟是地方官员根本无从预料也无从抵挡的。局势至此急转直下，地方官员已经高高举起的铁拳只好颓然收回。事实上，当杨武跨上孤岛的一刹那，就等于宣告地方官员自断退路。地方官员的初衷本来是要挽回面子，结果更丢面子，迄今找不到台阶下，纯粹自取其辱，对烘托业主的英雄气概，对提升事件的冲突性、戏剧性，居功至伟。
    现在，《物权法》也已经获得高票通过了，温家宝总理也公开表达如何获得快乐要“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温家宝还曾强调过，自由意味着责任，但人人皆知个人的自由建立在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基础上，无论对于杨武一家来说，还是对于开发商来说，自由是双面的，既保护自己的自由，又不能妨碍彼此的自由。既然我们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然有“开化的大地”和“解冻的河流”，那么人们就可以依法办事，合理办事，这样才能自由地“得着春天、得着光明，得着幸福、得着自由”。这样的得着，才是真正的“得着”，才能保证开启真正的保障私权和人权的时代，保证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层楼。
    请汪洋书记认真对待民众的建议，送给您这位安徽出来的人才两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自然而然，方能水到渠成。
祝福您！

                                                 作家  昝爱宗
                                                 2007年3月29日于杭州

 

 

女儿到首尔开会，3月9日至15日，老俩口趁便到韩国一游。在此先报告DMZ见闻

 

中韩同为亚洲国家，同在儒家文化圈，但制度不同，社情民风也有相当的差距，与朝鲜（韩国称之为北韩）亦有不同的关系和利益考量，但是，在关注人民福祉、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安定问题上，中韩具有共同立场和普适价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朝鲜半岛的分裂也是经历的一部分，我的弟妹出生于那时，小名即为抗美、和平。6633正在热烈讨论的美伊战争，也是出于对世界和平、民主进程的关怀。

在首尔，花大半天时间参观DMZ（非武装地带），是很多中国人的首选。3月10日，我和先生到此一游，亲身感受到民族分裂对韩朝两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及对统一的期盼。

 分裂与对峙现状

DMZ位于首尔北约50公里处，在此可充分领略南北韩分裂和紧张对峙现状。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中国、朝鲜、韩国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按照协议，南北韩在三八线各让出2公里，形成宽4公里，东西长25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Demilitarized Zone)。游人通过旅行社，可以到DMZ参观游览。若要到板门店，则需提前预约。韩国怕刺激朝鲜人，引起紧张，现已不允许中国人到板门店参观了（其他国家的人仍然可以去）。

此行DMZ所到处包括：临津阁、第三隧道、统一展望台、都罗山火车站（下图为网上下载）。

车沿汉江北岸公路行驶，出首尔不远，便可以看到江边用铁丝网封住，隔不远便是一个岗所，越靠北部，越密集。据导游介绍，这是韩国采取的防御措施，因曾发现北韩蛙人从临津江潜入汉江（临津江从北韩流出，与韩国汉江在此汇合后入渤海），威胁到首尔的安全。（以下照片是车上抓拍的）

 

 

     接近DMZ，路面设置了路障，旅游车也要随这些路障，来回拐弯前行。据导游讲，在通往首尔的主要路口、桥梁都装有可以随时引爆的炸药，以防北韩的入侵。南北对峙的实战状态可见一斑。（此照片网上下载）

临津阁与自由之桥

临津阁是韩国人可以达到的最北端，为了方便有亲人在北韩的民众在年节时举行家庭祭拜，企盼和平，在此建立了和平钟阁、望拜坛，望乡碑。

和平钟阁

自由桥头的这面石头墙，是从世界64个国家86个战场收集来的。

 

自由桥及望拜坛

望乡诗碑

        自由桥，通往板门店、北韩之桥

同行的美国人

         韩国人在自由桥的尽头贴上各种各样的旗帜、留言、亲人的照片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12,773名南朝鲜战俘由此返回，该桥因而被韩国前总统李承晚命名为自由之桥。

 

守桥韩国军人向游客友好地挥手

                                    

第三隧道

上个世纪70年代至2000年，韩国先后发现了四条北韩朝韩国方向挖掘的隧道，距首尔的距离不等。其中，距首尔最近的第三隧道，是1978年发现的，位于地下70多米的花岗岩层中。隧道长1635米，宽2祝?米。其规模可使3万武装军人一个小时内通过，到被发现为止，其出口距首尔52公里。游客参观第三隧道时，先要看一段10多分钟的影片，介绍南北分裂状况及第三隧道情况。

第三隧道入口处

为参观方便后来修的300米长的坡道入口，游客在这里不能携带任何东西，隧道内禁止照相。要戴上安全帽。

游人看到的第三隧道内部（网上下载）

推进南北统一的心愿

韩国电影《DMZ》海报

 

都罗山（统一）展望台

都罗山眺望台，是在韩国最北端、最近距离观察北朝鲜的眺望台。天气晴好时，用肉眼能看清楚北韩的开城市区、开城的金日成铜像，还能看到韩国最北的村庄统一村和对面的朝鲜宣传村。

都罗山眺望台上的标语：分裂的终点，统一的起点

     游人可以用望远镜（500韩元）看对面的北韩，但不能拍照。

 

板门店、北韩眺望（网上下载）

 

都罗山火车站

     都罗山火车站

         

 

      

都罗山火车站对南北韩的意义及国际地位

守卫在候车大厅的军人

 

都罗山火车站是南北韩的出入境口，游客可以在护照上加盖签章留念

            

很多时候，我都感到悲伤、痛苦，非常痛苦。有时候说起来简直是滑稽，比如昨天中午，在一个饭店里边吃饭边看报纸，看到一则历史故事，说那个已死了一百多年的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鼓励自己的儿子上战场，结果儿子死掉了。就为这么个破故事，竟突然要坐在饭店里流眼泪，当时真恨不能打自己一个耳光。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和我处于类似的境况，比如Q？比如我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有同样的麻烦，但我们对彼此都无能为力，痛苦使我们孤独。此外的很多人，也许并不那么痛苦的，却和我们无关，或者，他们不会，不能帮助我们。真正的原因不是他们自私冷漠——这在私人关系里并不冷漠，真正的原因是和我们陷入痛苦的原因是一样的：无能。

能持久地替不特定的人承担生命的人非常少，在这世界上，也许特丽莎修女是的，也许施韦策也是，此外我想不出来谁。此外，绝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只是照顾好自己有限的生命，如果更好一些，还加上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观，但也只是如此。如果以负面的视角，你可以说：看，这个人的世界竟然是如此荒凉。

尤其是在孤独痛苦的时候，你会感到全世界都在离你而去——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你的痛苦，你并不自大，你所要的并不多，但是你未必能得到，即使从你的亲人那里。你的需要、怨恨、谴责、原谅、重新鼓起需要——这许多的心理波动其实只和你有关，对其他人来说，其实他们只需要一个结果就足够：经过一个或很多个黑暗的夜晚，你又重新出现了。不是吗？可见你能自己生存下去。可见他们并没有错过或疏忽什么。

一切人和人的关系都不是必然的，所以你的那些需要、怨恨、谴责、原谅、再需要——尽管对你来说是饱含挣扎的，对自尊的你来说是充满屈辱的，但对别人无效，即使他们是你的亲人，即使你曾抚养了他们，给过他们很多很多。这可能是当事人怎么都走不出去的一个困局：为什么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抛弃我？我为什么这么命苦（我怀疑自己的母亲总是在这样自怨自艾）。

重点是对任何人来说，你的生命都不像对自己那样有价值。而且你的生命不能指望对任何人的依赖，这是不是什么别的，这是自然法则。亲情、爱情、你所付出的所有牺牲，最诚恳的爱的询唤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亲爱的，你必须知道，独立不是美德，而是别无选择。

我用很多时间观察猫，它们非常依赖我。有一次，当我意外地过了太久——整整三天才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猫变得非常消瘦，而且很脏。这个没有灵魂的小家伙，必须靠人生活的动物，孤独让它如此受苦。但在另外的时候，它们却又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坚强，默默忍受。这让我很受教育：动物比人更懂得上面所说的自然法则。

你的痛苦对别人来说意义并不那么大，尽管对你来说，每一秒钟的情感都是珍贵的，都是你在用生命，肉身的辛酸捱过的。你活着：对别人来说不坏，你走开：对别人来说损失并不值得总是计算，有些时候，他们不愿你痛苦，是因为他们不愿背上感情的包袱——但这个包袱总也远没有你自己所背的那么重，不是一个量级。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事实，尽管这种事实损害了你所向往的，世界和人际间的真和美，温情。

我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过非常重要的帮助，然而其实我们本来素昧平生。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帮助别人，他回答说：在我成长时曾遇到过许多许多痛苦……所以后来我决定努力去帮助别人解除痛苦。夸张点，你可以说他是个小型的特丽莎。我从未回报过他，他很喜欢古典音乐，我想过应该送他一些碟，但从未行动（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总是这样）。

我很少和他联系，但很长时间里他是我的安全象征：一想到有他在，就知道不管怎样都会得到帮助，自己不会崩溃。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终于他没有再次慷慨地回应我的求助，因为他自己也有麻烦！这曾让我震惊，没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像他那样的人，有些朋友离我而去，这与其说增加了我的荒凉感，不如说让我后悔以往在这类无谓交往中浪费了太多时间；有些朋友忙着他们自己的事，那当然是可以的，何况他们的心影并不激起我的求助欲；另外一些人，曾以为对他们有权提出要求，曾以为和他们建立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但其实这样的关系非常脆弱和不真实，由各类偶然事件所产生的幻灭感让“关系”再也回复不到没有看清实质之前。但我由于没有办法，还是无数次地亟于向这些人求助——在感觉上和行动上都像乞丐，因此备受折磨，当然也折磨对方，由于我是一个非常敏感自尊的人，这种折磨更甚。这些你都能理解。

但是，求助并不可耻，这才是我要说的：这你一定要明白，相反，求助很高贵，因为你是在就一个高贵邀请对方。2003年的一天，我路过陇西，在饺子店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个乞讨的老人，我们给了他一块钱，他对所有的人不停地说：“他们给了我一个元啊，一个元！”后来，我们把剩下的饺子给了他，他竟然要下跪……他不知道当时我是多么羞臊，不是施舍者的难堪……现在我又为这记忆而羞臊了。在“上帝”的天平上，所谓施舍，帮助，和穷困者的求告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在那家店里挂着《朱子家训》，里面有一句话：施惠无念，多么高贵的境界啊。所以你要相信：你的求助是在召唤对方的美德，是给对方的一个机会，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的求助总是不能得到满足，恳求你，不要为此怨恨！何况我们的怨恨，无论是自虐还是虐人，其实都不能真的到达他，不过自啮其心。你要知道这只是你所经历的，你所看透的人际关系之荒谬的一个演示而已。

痛苦时要孤独，不痛苦时就赶紧享受不孤独，这是世界对人的安排，你甚至不是猫——没有人豢养你。你会感到这其中有一种内在的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但我们人类没有权力追究这个问题，真的，世界就是如此荒凉。

你的振作，你重新让自己过得好，这同样对世界和别人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上面说了，你的生命很有价值，对此，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改变信仰，这是一个无神论者也该有的惟一信仰。即使你的生活中充满琐碎的磨难，一个接一个的黑暗，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彻底或仍希望能弥补的失望，都不要改变你这个信仰。这个价值不需要兑现成什么别的，它只和你自己的存在的延续有关。

我无法说出你的生命有价值的其他原因，我只知道一点：对于和你同命的我来说，你非常有价值。即使我一样没有能力帮助你，即使我并不为不帮助你而羞愧，你的生命，你所有的痛苦，都对我非常有价值。原因不是“我爱你”，不是的，是因为你的痛苦是我的镜子，在冷漠之下，我从未放手这面镜子，除了那些命名我们关系的词语之外，你和我，还以“人”的名义相互连接。你的痛苦是对我的生命的拓展，你的努力也一样，它们对我都是财富。——也许对别人来说不是！但对我来说是，因为我和你同命。

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不要胡思乱想，即使在你最最绝望的时候。我不说绝望会过去——人生就是很绝望的，并没有什么自有的意义，就算健康长寿过一生，80岁躺在病床上等死时还不是感到更大的绝望。我也不说世上还有许多好等你领受，从未见过白象并不是什么遗憾，反正我不在乎。生命都是有限的，长短以及是否“过得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你你你，你的朴素的美德，你的从未亏负过别人的美德，你对痛苦的每分每秒忍受的积累，这些无法在别人那里获得兑换的东西，在你的世界里是最最重要的，你要好好地抱着它们去继续。

你有很多很多缺点，很多如果有更多修养便可豁然的困扰却毁掉你太多，你没能有计划地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安全。这并不是错误，你和世界一样不美好，但你比这个荒凉的世界珍贵得多。至于这个世界的荒凉——那终归是我们难以追问的。

此外，你可以偷偷地做一切荒唐事，不要害臊，给自己这个特权。如果你管束住了自己，也不要为此沮丧，这一切都没关系。

不要相信我——我并不在，虽然我其实总在，不要依赖我或任何其他人。你可能经历很狭隘，或者你经历过很多，这都无损于你。如果还是要有“自我实现”这种说法，你将最终实现的不是这世界上的一切有形物，而是你自己。

那个朋友曾对我预言：你将越来越接近你自己，你将排除那些不属于你的。没错，此后我的人生都是在做减法，哈，可别人都是在做加法呢。我和你一样在经历总是偿付代价的过程，虽然我们从未“被”厚爱过。但你要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在那个点上你将和你的价值相遇。

因为你在受苦，我敬重你超过敬重任何其他人，你的苦恼对我来说比花环还要闪光，虽然我并不和你在一起……原谅让我们分隔的荒凉！下面，我要给你讲另外一件事，关于但丁所写的上帝的玫瑰。我有些忘了，大概是这样：

在向天堂的旅行的最高点，但丁自称见到了上帝，基督教认为上帝是无形的，因此但丁的这个宣称实在是悖逆，这且不去说它。在此之前，但丁说，他见到了拱卫着的上帝的玫瑰，它们当然是无根的，但也不是漂浮的，从哪里来并不重要。它们具有一种数学般的精准和庄严，它们是对某种无上至境的供奉，你无法说它们是美还是不美——美这个词在这里太拙劣了。那里可能有光，一种洞烛身心的光，但光的象征也已经被用滥了——

总而言之，上帝的玫瑰，对无神论者来说这只是个比喻，它代表你在经过无穷的追究之后终能获得的，只属于你自己的体验。它会回报你这一生所忍耐过的。但它不是拯救！这世上没有拯救，这个我还是要强调。

我和林白曾相遇过几百次——在《一个人的战争》里，她写道：地铁口如同通向地狱，地铁口的风像是从地狱里吹来的。那几百次里，每当我走下地铁，感到风吹上来时，就会想起她这句话。

对我来说，《一个人的战争》是“我的”书——每个人都会有几本这样的“我的书”吧，这样的书让你有一种内心的惊讶：这世界怎会为我提供这样一本书呢？内心的感激，几乎是侥幸：幸好我没有错过它，我是多么幸或不幸看到了它，可我本来是这么平凡啊？从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这么无畏地，向自己诚实地写出中国女人的心路，在我看来它是中国迄今最“女性主义”的小说，最好地像埃莱娜西苏所说的，如美杜莎在飞翔和大笑的小说。

从那时候开始，作为一个秘密的读者而追踪林白，对照现实中的她和小说中的她。那时候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同事，可竟然下岗了，她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文章坦率地说自己因此陷入经济恐慌，她对这种状况的坦率和冷静让我觉得非常高贵。此外，她美吗（她有时候说自己美，她有一张典型的两广血统女人的面孔），她和老丈夫的生活幸福吗，她同样坦率披露的自闭是什么状况，她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女儿？甚至，她住在东四十条，为什么还要每天到一个叫“火神营”的地方去写作……

我想如果有机会见到林白，她一定会吃惊自己竟有这样了解她的读者。

我们在网上见到了——那是她写完那华丽畅快的《玻璃虫》之后，沿着黄河旅行，暂居她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棉花家里。棉花带她到一个聊天室，我胸有成竹地等在那里。果然，我让林白很惊讶。

林白本来是从不上网的，她把这一段经历很新鲜地写进了《枕黄记》，说竟在聊天室遇到一个人，随手就打出她某篇小说里的一段文字。

我很为自己的小把戏得意，现在，《一个人的战争》已经从我书架上失踪了，那本有她签名的《枕黄记》还在。

我书面采访了她一次，问题很露骨：她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的？她的回答是：对“主义”不感兴趣。为什么女作家们就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女性主义，这成了我和朋友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她的期望，她说：“盼望一场爱情从天而降”。

《妇女闲聊录》是她全新的题材，全新的风格，开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那讲述方式很有些别扭：她声称是记录一个湖北农妇的口述，但全不用农妇的语言，这让我感到她于底层生活没有解决在外和入内之间的圆融。但除此之外，林白淡定地写出了当代的农村妇女生活，那是一种在外界变迁对传统社区文化的摧毁中破碎了的生活，琐屑狭隘的日常堆砌比荒诞奇突的偶发情节更让人印象深刻，而女人的若无其事，是对这当代荒芜的抗拒，是对生命的持续终将让她胜出的笃信。

——那些女人是多么厉害：她们一边打着麻将，一边说：这是谁来月经了，这么腥。

那时候林白已到武汉投奔方方，为了寻求稳定生计——她总是受到贫穷感的压迫，在像她这样一个著名作家身上，这只能解释为心理阴影。但她要写这样一本书，而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更远远离开早期的《回廊之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答案在她的后记里。她袒露了自己的心理变化，她说，在湖北农村山山水水间的游荡中，她看到了许多让她心潮澎湃的生活真实，以往小我种种挣扎不再是困扰，她找到新的精神空间。

这是一篇非常令人吃惊的短文，它令人想到了一个词：“皈依”，或者林白本来就用了这个词？它对民间生活——她的新的创作源泉的富于感情的赞美逆于当代写作的潮流。一个不再自我的林白，进入社会观察的林白，和所有其他人以及以前的她自己太不相同了。

另外，我相信她并非简单“觉今是而昨非”，正如新的自白显示的：她在成长，怀着内心的虔敬——多么俗滥的词，但这对于必然和自省相关的创作能力不可能不是重要的不是吗？一切既往都是她新的源泉，她比以往更透辟和更独特，她的笔下世界不再仅是内心苦掘，而是比以往更宽广。

而且，林白不再回避“女性主义”，这让我有一种终于验证的惊喜。十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她还是“我的”作家，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

附：《妇女闲聊录》后记——世界如此辽阔

我对自己说，《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这样想着，心里是妥贴的，只是觉得好。如果它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仍觉得是好的。

它使我温暖。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

所有的耳语和呼唤就是这样来到的。

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是喜欢的，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

大地如此辽阔，人的心灵也如此。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

我爱你们。

林白，我最爱的女作家，从《妇女闲聊录》以后，更爱她。她为那本书写的后记非常令我感动。关心她的朋友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来，她仍然在成长。   2007-03-01

《前世的黄金》是女作家林白写自己的一部书，在书中她记述了自己童年的生活、从事写作的经历与感受、与作家朋友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对于敏感事件、话题的看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以写作为生、为命的女人的一段生命历程，一种人生经历。    广西北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路，我喜欢告诉那些问我的人，我是从鬼门关来的。我会进一步说，如果查《辞海》鬼门关这个辞条，就会看到，上面写着，鬼门关，在今广西北流县。那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必经之地，过了鬼门关，十去九不还，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八岁之前住在龙桥街，八岁至十三岁住在沙街，两条街都靠近河边。河叫圭江河，世界上的河流大多向东流，但圭江向北流。沙街有码头，有水运社和农业局，对岸有一个船厂，造大木船。经常有船队从上游浩荡而下，然后停在沙街的码头上。我母亲的单位是妇幼保健站，房子狭长幽深，有三进天井和三层楼。听说是旧时的客栈。而隔壁曾是盐仓，墙皮剥落，渗出一层白色的盐碱。保健站经常没有人，阁楼上常年堆放着塑料做的生殖器模型。    　　广西已是边远地区，从北流到省城南宁，还要先坐汽车到玉林，再从玉林坐七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如果要去北京，则要坐三天三夜火车，先从玉林到柳州，再倒火车。北京跟北流本来毫不相干，但我隔壁住了一户北京人，有着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家的女儿跟我同岁，知道画家兼革命者何香凝。她跟我说：我姥爷家有何香凝画的一只大老虎！她姥爷是京城画师，跟何香凝曾有交往。    　　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蛮荒之地。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    生命气质    　　生命气质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本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吧。一个人写的东西为什么跟另一个人写的不一样，正是因为气质有所不同。所以永远也不要去模仿别人，不要听从外面的潮流。世界如此浩瀚，你只需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如果别人不理睬也不要委屈，不能发表出版，没有多少读者，没有人评论，也没有入选进年选，都不要委屈。不能得奖就更别委屈了。得奖的幻想要早早就断念，越早越好。这样你心里就安静了，像一片天然的草地那样干净明亮，该发芽就发芽，该开花就开花，即使一场大火烧光了，到春天仍会生长。这样就好了。    　　对底层的关注是必须的，但我希望不是站在外面的一种张望，而是置身其中，也就是说，是从自身的生命出发，散发出自己的生命气息。是自白，而不是代言。    　　我有代言的能力吗？我有代言的权利吗？似乎都没有。重要的是，我觉得，在我的创作中，自白比代言也许更有精神性。    　　近期的短篇《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就是这样。我看到有文章说，这是关注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但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经验，林白只是一个在沟边俯瞰的女知识分子。我明白，文章是把我当成底层女性的代言人以及底层生活的反映者来要求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但这种光荣不属于我。     在我看来，《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是另一部《一个人的战争》，虽然写的是下岗女工，跟社会问题有关，但跟我个人的生命本体却有着某种一致性，一种叠合。这两篇小说，在精神上是一种自白，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在生命本体上，那个弱势的女性，跟我本人，有着一种一致性。那个受到体制的、男性的、科学的控制的女人，她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本人。作者沉浸其中，感受到人的处境，孤独无助的人类的处境。就是这样。    　　每个人写什么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的生命底色就在那里，写作不是杂耍，今天耍这个明天又可以耍那个。每个人的风格都只能从她自己生命的深处长出来，像植物那样缓慢地生长。    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我对女权或女性主义的理论知之甚少。八十年代我买过波伏娃的《第二性》，九十年代又买过李小江的《性沟》，但我并没有读。我不太喜欢理论，我买波伏娃的著作是因为喜欢她与萨特的生活方式，与《第二性》相比，我更喜欢她的《越洋情书》，那幅与情人依偎着坐在秋千上的照片令我艳羡，我梦想着某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那灿烂的笑容。    　　对于批评界把我归入女性主义文学，我非但不介意，反倒窃喜。归入什么主义我或者都会窃喜的吧。学术界会有自己的道理的，如果我的作品通过各种主义得以传播，我觉得是好的。    　　女性文学是有的。女性对世界的把握跟男性有所不同，女性的优秀跟男性的优秀也不太一样，女性的美跟男性的美更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这种种不同有可能都是男权文化给我们每个人的暗示。而个体差异比性别差异更大，更值得变成文学。    碎片    　　我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片断式的。长中短篇都有。我知道这不合规范，看上去零乱，没有难度，离素材只有一步之遥，让某些专家嗤之以鼻，让饱受训练的读者心存疑虑。    　　但我热爱片断。    　　片断使我兴奋，也使我感到安全。    　　是谁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呢？只有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有呼应、有高潮的东西才是好的，整体性高于一切，碎片微不足道，而我们只能在这样一种阴影笼罩下写作？    　　在我看来，片断离生活更近。生活已经是碎片，人更加是。每个人都有破碎之处，每颗心也如此。    　　《说吧，房间》如果不是片断式的，我将会没有写作的热情。一个离婚下岗的女性，生活、情感、工作、婚姻，一切都已经破碎，而一个光滑完美的叙事离现实是多么遥远。《万物花开》也如此，一个脑子里长了五个瘤子的乡村少年，我不愿意把完整连贯的故事强加给他。    焦虑    　　我以为自己已经不焦虑了。是啊，有什么要焦虑的呢？一切都好，天又塌不下来。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从未看过我的小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他第一眼就发现我是一个焦虑的人。我很吃惊，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焦虑。我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发现的，语言？动作？或是神情？他说是眼睛。    　　一个曾经焦虑的人，她的眼睛里就永远都会有阴影吗？    　　1996年我特别焦虑，因为我没有工作了，我想我快没有饭吃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如果我病了呢？会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辞的吧，怎么会没有饭吃的呢？又不是旧社会。但我坚持认为，如果我病了，就的确会没有饭吃的。而在我没病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写作为稻粮谋，这样的东西能有好的吗？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我和女儿又会没饭吃了。    　　千真万确，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而且我不相信别人会帮助我，也不相信我的作品能继续出版挣到稿费，每出一本书我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本，我会多买几本自己的书，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了。我会设想多年以后，一个人抚摸着几本书回想自己一生的情形。对于光明和温暖，我向来是怀疑的。    　　有时也会想通了，于是大义凛然地决定，就让自己饿死好了，就当自己是圣徒吧。当然这很可笑，但也没有缓解我的焦虑丝毫。    　　人跟人不一样，我有一个女同事是个博士，办了个文化公司，搞演出和画展，结果亏了一百万，但她举重若轻，照样谈笑风生。一个朋友很崇拜她，同时又担心她将来成为邪教领袖。人和人的心灵质地是相差很远的，同样是失败，同样是没有饭吃，或者同样是对没有饭吃的想象，反应却完全不同。     还有一次是在2000年，那年年初刚刚出版《玻璃虫》，手头无事可做，感到无限空虚，听说中青社要弄几个人去走黄河，每人发两万块钱当路费，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回来交一本书。我头脑一热，也报了名。但我一拿到两万块钱就开始焦虑，我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写不出来怎么办，我肯定是写不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有何向阳、红柯、李敬泽等十几个人，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我是这么焦虑的一个人。当时我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又交不出书稿，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对自己毫无信心，我跟黄河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高度怕人，完全没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么艰苦的行程，两眼一抹黑，又不是写小说，我的语言、梦想、感觉、回忆，一点都不能派上用场。    　　总之我一路焦虑，四进四出北京，回来之后还没有把握。我对编辑说，我可能要一年才能写出来。结果两个月就交稿了，比谁都快。这本书叫《枕黄记》，我心里想着是应付任务的，还没有好好写，以后还要写《骑河记》和《杯水记》。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写。    　　那位新认识的朋友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有关焦虑，萨特如何说，某某又如何说，其实道理我知道，焦虑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懂我的人自会懂我，不懂我的人会认为我夸张。    　　焦虑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的缺陷，不会再有平静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焦虑就像把自己架在一堆火上，这个人是出问题了。写作缓解了我的焦虑，我想，我已经好多了。    恐惧    　　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小时候的同伴对我后来当了记者相当吃惊，她说记得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女孩，不怎么说话，看上去特别害怕。害怕、惊恐、恐惧，说的差不多是同一种状态。因为从小失去父亲，没有安全感，一个人要独自应付所有的事情，一个小孩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时刻准备面对那些从黑暗中冒出来的鬼。    　　不仅仅是鬼，任何东西对我都有压迫。我怕狗怕猫也怕人，既怕生人也怕熟人，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我害怕母亲，如果我在屋子里，母亲进来了我就会找借口出去，如果母亲在屋子里，我则尽量不进屋。长大以后我怕上班，怕开会，怕打电话，怕组稿，怕采访。现在有些怕已经被克服了，有些怕永远不能。    　　而世界是冰冷的，亲人那里也无法给出足够多的温暖。内心寒冷而黑暗，我作为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生存于世，面临各种困难，常常感到自己脆弱、无助、绝望。    　　我向来觉得，文学是弱者巨大的依靠。靠着文学就温暖了，靠着文学就有亮光了。现在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感谢上天让我成为一个跟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文学使我慢慢地消除恐惧，使我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而我注视自己的恐惧，把它写出来，就成为了我这个人的文学。    生命梦想    　　我不是一个攀登文学高峰的人，从不给自己定过高的目标。对我来说，生命的热情和梦想比文学更重要。一部长篇小说像不像长篇小说，一部中篇，一个短篇，它们是否符合它们所应该的那样，我不喜欢这些问题。所以不为难自己。我的好处是，我从未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当初没有上中文系是上天要成全我，不让我长学识，有敬畏。    　　对过分精致的东西，那些太讲究、太风雅、太细腻的东西，我都无福消受。从味觉上感到太甜。我觉得苦瓜好，芥菜(云南叫苦菜)也好。我最受不了的是茶道，好好的一杯茶，偏要左三圈右三圈地转，把茶完全搞晕了，我要是茶我就不愿意。    　　我要是小说，我也不想起承转合，塑造典型人物，写一个好故事我也不愿。如果我是林白写的小说，我希望我就是她黑暗的生命热情中生长出来的那一个，面目不清的，混沌的，有时上天入地，有时满地打滚，时而精彩时而乏味的那个人，那个鬼，那个人鬼不辨的什么。    　　从1977年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我发现自己的热情依然如故。我还会写下去。    　　对我而言，生命热情是一种无尽的渴望，它潜伏在黑暗中。很多时候，我写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文学。写作给我内心带来光明，也带来食品、书籍、衣服和朋友。我还希望，通过写作，我能找到我前世的朋友和爱人，那些当我还是一棵草的时候，给我浇过水的人。我的作品将散发出特有的气息，前世的爱人会认出我，悲喜交加。这是可能的，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在给某个人的书上，我能写下以下文字：     那一年/写下《万物花开》/不为文学/只为途中与你相遇/或者：/那一年/写下《妇女闲聊录》/不为文学/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然后，我再郑重写下：某年某月某日，仿仓央嘉措赠某某某。这就是文学给我的无上恩宠。     (节选自《前世的黄金》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林白)

有同龄人说没看过《国王与小鸟》，我简直不能容忍，就像听说本地人不认识路。80年代的黑白电视时代，多少人曾对国王与小鸟，和另外一部电影：《毕加索的奇异旅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不会用“另类”、“荒诞”这样的形容词，只知道它们“不一样”，因此简直是不由自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它们是厚墙上的窄窗，透出一点点关于光怪陆离的世界的信息，让人惊讶，震撼，还有对小我的迷茫和慌乱。人类的表达和思维是多么丰富和难以把握！它们的来历至今还是谜：当时的央视为什么要播能播这样的电影？我愿意出100块钱交换答案。

重看《国王与小鸟》，重温少年记忆，当然不仅如此，它不再那么奇异，但通过它却完全可以把20年前后的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我，那个我之间这么容易找到线索？我不会说这是注定。

都说这电影有一部分取材于安徒生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这简直不是真的——这两个故事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如果你还记得，那篇安徒生童话只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片段，有点抒情调侃的，牧羊女和扫烟囱的小伙子想逃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转了一圈还是回家让老祖父同意婚事。而在国王与小鸟里，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完全不是主角，这两个角色所演示的浪漫爱完全无足轻重，至于穷小子与坏国王争夺纯情女孩的框架，在这电影里只是被借用的故事底座。

又有人说这片子是影射法国大革命，国王的城堡是巴士底狱。但国王怎像软弱的路易十六，他不是也像所有其他荒唐乖戾的独裁者。这个故事应该是叠映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三帝国覆灭这所有的革命与王国灭亡的经典历史，成为导演自己的新革命狂想曲，以及极乐版的一九八四。

在电影里，号称幅员广阔的王国的领土，其实只限那座非欧几何风格的城堡，地上297层属于国王，黑暗的由秘密警察看守的地下城属于穷人。这个城堡封建王朝为体，工业文明为用，国王用警察、陷阱、地牢和密室保卫他的统治，用电梯、按钮、摩托艇、直升飞机……这些被他熟练而欢快地使用的机械手段加以强化。这种时间嫁接明示导演主要观摩的是当代极权，这个年代给极权者的特别权益是：他们能利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大规模制造和传播个人崇拜，国王塑像从城堡地牢的流水线上看似无穷无尽地生产出来的画面丑陋而恐怖，20世纪后的妄人们因此比他们的前辈更有力量。

牧羊女想跟国王要她情人的自由，国王说：“做苦工就是自由”，艺术馆里的古典雕塑都被改成顶着他猥琐的头像，草坪，树、蛋糕，油画、烟火，一切装饰的形状都是他，歇斯底里的王国。

在这个王国的上空飞翔着小鸟，他是个癫圣般的预言家，高叫着“到处都有陷阱，抓小孩的陷阱，抓老鼠的陷阱……”只有他具有挑战国王的能力，软弱的一对情人在绝境中总是呼唤他的解救，而在地下城，他是个传说，在那里，只有一个流浪盲人奏着欢乐的乐曲，坚持世界上肯定有太阳和小鸟。当小鸟终于进入地下城，穷苦的人们都涌上街头欢呼着小鸟小鸟，对他们来说，小鸟是关于美丽新世界即将到来的许诺和证据，和旧中国人对佛陀出世的捏造，CP对共产主义的宣扬异曲同工。

然而真正打败国王的全不是这些穷人，而是本来专门吞吃他们的狮子，受了小鸟的蛊惑之后。向狮子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说的小鸟，其实也像个未上台的极权者——列宁和希特勒不都被封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么。更关键的力量是一座巨大的机器人，小鸟从国王手里夺过它，摧毁了整个城堡，发动风扇将国王吹得无影无踪。这个情节无法解释为讽刺，而是导演再次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恐惧与崇拜的混杂心态，在他开始制作这电影的50年代，这也许是典型的，至今也未必过时。

整部电影避免呈现死亡血腥，国王和警察饱受捉弄，浪漫爱受轻视又受怜悯，小鸟疯得滑稽，狮子不会真的吃掉人，幼鸟落入陷阱后总会得救，悲哀的善意是荒诞的中间调底色。但是，那个机器人实在是过于庞大和突兀了，它是一个在社会变革的绝路上崛起的暴力偶像，所有人都在它的扫荡中逃窜，它让革命在破坏大发作中彻底抛弃了“解放”的虚诺。

最后，城堡变成一片废墟，只有机器人在黄昏或黎明中孤独沉思，一只求救的幼鸟牵动它细小的柔情，它放出幼鸟，一拳打碎笼子——一个太直白的结尾，让这部电影最后成了对革命暴力的祭礼。再回想它通篇对好穷人与坏当权者的二元设计，大大减少回味。或者，这只是一个任性的狂想，动画片不必解说革命如何可能、革命后又如何的苦恼议题。

此时此刻，在我隔壁的房间睡着另外两个女人，她们是长者，她们的名字也不是什么禁忌，不过我在这里还是称她们为H和W。

其中H是我的朋友，从去年夏天开始，当时她关于她女儿的命案刚刚判决，她到北京再次寻找各种人的帮助，于是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其实在那之前我们见过好几次面，其中有一次是2005年底在昆明，我们都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一次活动。最后一天晚上联欢，来自香港、台湾、蒙古、河南、宁夏……各个地方的女人们表演各种节目，有80岁老太太唱台湾50年代共产党歌曲，60岁前公娼和大学教授一起唱台语公娼之歌，爱写作的农家女朗诵食指《相信未来》，豫剧，以及女大学生们的手语歌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差距如此大的女人们竟然可以这么欢乐地聚集在一起，十分不同寻常。H在人声音乐里大声对我说：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笑。而且，她竟然也唱了一首歌。

H并不记得在那里见过我，住到我家之后，逐渐发现我对她女儿的命案相当了解，这也让她意外。我们大部分时间里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尤其是我，基本总是关着房门自己呆着。她有时候会敲门进来，说些事情，可能逐渐激动起来，而我经常很漠然——然后她就像进来时一样突然站起身说：不打扰你了。就走开。

我的漠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自我保护——这是一个秘密。在H情感强烈的故事面前，我选择了戴上克制的面具，以避免和她过于共情，避免让自己也卷入那强烈的情感之中，原因是我害怕痛苦，更不想因“别人的事”而痛苦。

有这样一句描述：“憎恨压迫者，害怕被压迫者”，我很怀疑自己就是这样。这种尴尬、虚伪、苟且，主观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和阶级身份的脆弱及惶恐有关。对这种状态的自省让我惭愧，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但我还是坚持戴着面具，把空气留给自己喘。

有一天我从外地回家，发现家里多了W。W是东北人，和H性格很不相同，她大嗓门，快活，话多。她在我家自在得像个主人，反而让刚进门的我有些不自在，于是更要躲。

我一直不知道H和W是怎么认识的，可能是W找到了我的某些朋友，那些朋友把她介绍给H。H女儿的命案轰动全国，四年来她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各种关心她、为她提供帮助的人；也有一些她的同命者。我想这两种人对H的意义是不同的：前者究竟是“别人”，而后者是“我们”，W就是其中之一。她和H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年轻的女儿，莫名其妙地在和男人“睡觉”时死掉了，而她们则一直都在奔波寻求对那个男人的惩罚。她们能结成同盟是当然的。

W家的故事是这样：一个女孩被发现深夜在宾馆房间死亡，和她在那里发生了性关系的男人声称他们是恋爱，房间里的纸片上发现碾碎的安定粉末，女孩胃中检出安定，但法医鉴定为睡眠中胰腺炎发作而死。三捕三放五次尸检之后男人承认自己诱骗女孩到房间并在饮料中下药，在反抗中用枕头捂住她的脸……这男人以强奸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他的家人声称公安局有刑讯逼供，而女孩的母亲W则认为应该杀人偿命。

这是七年间的事情，到现在W还能看起来这么明朗，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奇迹。和她相比H更像一个激越的受害者和反抗者，被灾祸改变命运的母亲。但正因如此，不了解的人怀疑她有偏执，而了解的朋友们为她私下担心，对她帮助和影响最大的A老师曾对她说：我会继续和你在一起，但也说：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

在面对受害者—反抗者的坚执的时候，旁观者们总难免感到无奈。没有人能为她们给出好的选择，就像没有人能替她们承担一切。是解决冤情还是解决生活？她们自己未必分得清，而“我们”比她们更多地失去语言。

毫无疑问地，我认为H和W是最了不起的女人，虽然由于以上的原因，我无法敞开心扉向她们学习，无法毫无保留地和她们站在一起。我当然绝不会向她们建议放弃——但这个黑暗的社会！不幸让多少人孤独，反抗让多少人遭到扩大性的损失，永远没有足够的补偿。表面上我害怕被H和W的能量燎伤，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这社会的黑暗。

W突然失踪了，怎么也联系不上，这是意料之中的：地方政府总在北京追捕她这样的人，众所周知的是，不但上访的权利在现实中不受保护，上访者的人身还会因此受到肆无忌惮的迫害。H继续她的努力，她让我替她写一封给某当权者的申诉信，我写了，竭力符合一个卑微而悲愤的母亲的口吻，R老师把这封信送了上去。对人治，在仇恨中不得不仍抱有希望，这在我看来并不是过错，但人治的一丝垂青凭什么照耀我们呢？那封信后来如何了，我们都不知道。

在能做的都做了之后，H不得不告一段落回家去了，她几次打来电话说：“我过一阵可能会再来。”我唯唯，我把这话理解为她的自我强化：“我还没有放弃”。

最终是三月的到来让H真的又来了，对她这样的上访者来说这是个重要的特殊的时段，对她们的对手也是，所以，她们与其说是来寻求关注，不如说是来做绝望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全国性的大联合，各省的，天南海北的，各种遭遇的人们，都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点，筹划着，等待着，但会有一年一次的爆发吗？双方的对峙中饱含危险。

H每天早出晚归，给我带来各种消息：她的一些朋友从辽宁、山东，等等地方陆续赶来，无数上访者将包围最高法、最高检，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但不能：同样赶来的大批对手公开地打人、抓人。有一天，几个人在最高法门前自杀，这让对手们收敛了一些，于是上访者们开始挤满这些地方。

H说：这些人以为排了队，填了表，他们的事情就有人管，但其实根本不会。他们只是被踢来踢去，这是欺骗。

H看到制度如何将受害者们剥削得更加没有尊严，将她们的人生在绝望和微薄幻想的交替中消耗得更加没有意义。她告诉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如果不是命案，就不要再找了，想开点。但她并不打算放弃，那些人恐怕也不会。他们其实都一样明白真相，但在这个制度下这些穷人如何能控制自己的受害呢？

我还是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H看来这表示我忙于她所不懂的工作，其实不是。我整夜不睡，而白天尽量睡得久，原因是严重的抑郁。我知道自己的问题：信仰和能力的差距，自我期许和现实处境的差距，在需要坚持的路上我败阵了，尽管对生命的价值仍然坚信，但生活却变得如此沉重，我的黑暗是混乱的、无能的、小我的黑暗。在逐渐隔绝中，我和外界逐渐变得两不相干，自生自灭的孤独极度恐怖，放弃简直是个很有诱惑的想法，但对活来说放弃是不可能的：肉身的沉重，我自己卸不下，也没有人能替我背，因为前者，我责怪厌弃自己，因为后者，我怨恨又明白本来没有资格指望谁。

在这同一个屋子里，我和H既远又近。

几天后我见到了W，她的案子二审超期，有改判无罪的危险。昨天晚上，江苏卫视以《冰柜里的女儿》为题，播出了关于她的节目，除了对她的访谈，甚至找了演员复原那个宾馆之夜的情景，最后画面定格在她女儿的照片上：一个当时22岁，健康美丽的女孩。

这个节目长达近一个小时，W开始简直是若无其事，评论着，介绍着，但后来她哭了，H比她哭得更厉害。

在H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之后，W对我说：

“CCP天天讲和谐，可世上就有这么多不幸的母亲。”

“我这已经七年了，她才四年，早着呢。”

这两个母亲都坚持让女儿的尸体保存着，因为她们自己不能、不愿放弃。我不知道她们的奔波什么时候才是头……在那个节目里，W这样说过：“我只能是输家，我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我敬畏她们，甚至需要她们，她们让关于女人和母亲的赞美，关于“妇女”的信仰能更深沉，她们由于灾难而焕发出来的、不肯消灭的力量在说：生命，生命，弱者生命内在的尊严是对世界的控诉也是对它挽救的爱。在和她们相通的路上我战战兢兢，无所依傍的自由选择让我深感萨特式的“恶心”，对琐屑磨难的逃避让我失去了毅力，人生如此空虚却不能回收，但究竟还是要给它一个内核，一根缆，我要把H和W都编织进去。

 

方刚的表现很赞，和他对话的那位美女也不错。

“三八”节的时候看到新一期《LES＋》，原来这小杂志改版了，设计精美，内容也很丰富，包括：活动介绍，艺术作品欣赏，生活故事，口述实录，专栏……特别是有一个关于同性婚姻的专题。

 

编辑说：希望拉拉能做女性自立的榜样。很喜欢她们。

 

关于《LES＋》、北京同语小组和北京拉拉沙龙，可看：www.lalabar.com

 

今年“三八”节有胡锦涛向全国妇女祝贺节日快乐的新闻。核心人物向妇女祝贺三八，这在我记忆中还是第一次。不过，这新闻其实是没有内容的，只有一张图片，其实胡只是在参加审议的时候捎带送了个口头人情，不过是新核心的又一场小“亲民秀”。

http://infoimages.nmgnews.com/information/20070309/70945.jpg

这张图片分析起来也蛮好玩，不过这里不想说它。我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潘基文不祝贺“三八”？

按惯例，每年“三八”节，联合国秘书长都要发表致辞，今年当然也不例外。这致辞是有中文正式版本的，今年潘基文致辞的中文开头是：“值此国际妇女节，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愿。”

“祝愿”和“祝贺”只有一字之差，不过，这里的祝愿就是祝愿，不是祝贺，英文版是这样：I am happy and honoured to send you my warmest wishes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我不是钻牛角尖。“祝愿”已经很欢乐了，去年安南的“三八”致辞，连“祝愿”都没有。我敢说历届秘书长在历届“三八”节都只有“致辞”而没有“贺辞”，更不会像H那样“祝节日快乐”。

为什么不祝贺“三八”节——因为“三八”在联合国看来并不是一个节，它是“international women’s day”而不是“international women’s festival”，它是“三八国际妇女日”而不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关于这个日子，今年联合国的一份新闻稿里说：“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observed 8 March, was a day when women on all continents, often divided by national boundaries or ethnic, linguistic,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reflected on a tradition representing at least nine decades of struggle for equality, justi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大意：“三八”国际妇女日，是各大洲的妇女，经常被国界、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差异所分隔的妇女，思考90多年来为平等、正义、和平和发展而斗争的历史的日子。）

所以，在这样一个不是节日的日子里，在这样一个要求严肃思考妇女权利议题的日子里，潘基文不会说“节日快乐”。

联合国为每个“三八”都定有主题，和妇女权利相关的主题。自2004年以来的主题是：2004,妇女与艾滋病，2005：帮助妇女灾后重建，2006：妇女在决策中的角色，2007：结束对妇女和女孩暴力的不受惩罚（Ending Impunity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这也是今年联合国关于“三八”的新闻发布会的主题。

从起源看，“三八”也不是一个节，它是一个妇女权利斗争的纪念日。虽然它纪念的是某次美国妇女罢工事件，但真正的发起人是共产主义者，后来，只有在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三八”才被规定为一个节日，在很多其他国家，“三八”既不是节日，甚至并不广为人知。

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把“三八”改造成节日，用以自我赞美自己“解放妇女”的成就，鼓励“劳动妇女”在这一天体会被“解放”的欢乐。在市场经济的中国，这一天，官方的庆祝会表彰会招待会和消大众消费热相应成趣，能进入官方体制的妇女开会，进入不了的妇女逛街购物看电影。当然，农村妇女享受不到“三八”的福利，还有性工作者、打工妹、保姆、我这样的失业者……边缘妇女似乎都不是“三八”照耀的“劳动妇女”。

这些边缘妇女对“三八”也从来沉默，那些有权过“三八”的妇女却开始抱怨“三八”成鸡肋。“三八”被看穿无趣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不能回应妇女的生活真实，它没有被用来真正促进妇女的福祉，它像蛋糕上的樱桃，可惜只有樱桃没有蛋糕。

我想，重点是：如果“三八”仍是一个契机，是一个资源，善用它，恢复“三八”节的本意。对国家，它应该是重申自己对妇女权利的承诺，自我督促落实承诺的日子；对妇女，它应该是一个觉悟日和行动日；对媒体，它应该是一个问责日。

某年“三八”，我恍然意识到性别对自己的意义；今年“三八”，我过得不怎么充实。希望从今以后，一切都逐渐好起来。

“三八”节前，政协委员张晓梅递交提案说，“三八妇女节”应该改成“三八女人节”，她说：

“‘妇女’一词某种程度上带有贬义，现代知识女性都自尊、自强、自立，已不是过去的家庭妇女。”

张晓梅委员表示，由于时代的变迁，词汇的发展演绎，人们对“妇女”两字产生了理解上的差异，基本上指年龄偏大、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

“当今社会女性，不仅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对自身生活品质与内心感受极其关注重视。如果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可‘妇女’这个称谓，那么妇女节就失去了它本身尊重、关爱妇女的真正内涵，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就建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节’，或者‘三八女性节’，让她更加符合现代众多女性的内心愿望。”

这则新闻报道得还很多，大概是因为比较八卦。可惜没有人提醒张晓梅，她的主张有歧视问题：当她想替“现代知识女性”与“年龄偏大、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划清界限时，却暴露了她对后者的歧视，当她想通过阶级甄别重塑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不但复制对“家庭妇女”的性别歧视，还又加上一重阶级的歧视。

不过张晓梅所说的一点是事实：一些自认为是“现代知识女性”的妇女（我就是要用妇女这个词），确实拒绝被称为或自称是“妇女”。怎么会这样？词语的遭遇背后，话语的历史，以及话语历史背后妇女的历史，很值得考察。

关于这个话题，网上可以读到一篇文章：《谁是“妇女”？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

简单地说，在其出现之初，“妇女”绝不是一个贬义词汇，而是相反：它是作为一个颇富革命性的词汇在近代启蒙思潮中出现的。文言中绝无“妇女”一词，当晚清革新家们开始关心妇女解放时，他们才发明了这个词。

不久之后，革命政党开始使用“妇女“这个词并迅速使它成为一个极富政治内涵的词汇，1920年李达翻译了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CCP使用“妇女”这个词将他们要解放的妇女与“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们划清界限。从那时到现在，“妇女”都是一个和CCP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词汇。

（所以，可见张晓梅实在昧于国情：CCP统治下，“妇女”绝不可能退出国家辞典。）

不止是CCP，国民党也热心于“妇女”，大革命时期，何香凝等主导的国民党妇女部热心推广“三八妇女节”，去台之后，国民党政府仍然长期采用“三八”这个只在列宁主义阵营才有的节日，直到政党轮替，“三八”节才在台湾被取消。现在，“妇女”在已经台湾很不流行，它作为一个正式用语出现在“妇女运动”、“妇女组织”、“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这样的名称里，但最广泛使用的却是“女人”，包括在妇女组织的活动中。这是“妇女”话语演变的另外一个支脉。

CCP很重视妇女和妇女工作，在理论上，它继承恩格斯所说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观点，把“妇女翻身得解放”作为自己对受压迫群体的革命承诺之一，从而争取自己在她们当中的支持；在实践中，它需要妇女作为重要的资源，包括她们自己的人力贡献，以及她们对家庭男性成员的影响和辅助，因此要通过妇女工作来组织和动员妇女。值得注意的是，和“女子/”男子、“女人/男人”、“女性/男性”不同，不存在和“妇女”对应的指代另外一个性别群体的称谓，这是一个比喻：作为革命话语的“妇女”，只将妇女作为一个从普遍群体中分割出来的特殊群体对待，却并不关心妇女与“非妇女”的差异和对比，尽管毛泽东也说“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但其实，他们并不关心性别平等。

革命话语中，“妇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她们很重要；另一方面，她们很落后。这两个方面之所以共存，原因在于男性主导的革命议程尽管需要妇女却并不打算和妇女分享权利，因此贬低她们是必须的。在革命议程里妇女是被动的，所谓“妇女解放”实际是“解放妇女”，所谓“妇女运动”其实是“运动妇女”。

1949年以前，CCP的主要活动领域在农村，虽然它声称工人阶级最革命，其实它主要是个农民党，被CPP的运动起来支持它的也主要是农村妇女，“嫂子”和“大娘”们，城市资产阶级妇女则是斗争和改造的对象，这是“妇女”被和低阶层妇女联系起来的历史起源。1949年以后普遍建立妇女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其主要使命是为国家统治需要而对妇女进行群体性的管理，其范围只限没有被纳入单位管理的妇女。妇联和工会为势力范围划分而进行了长期斗争，最终由中央明确的势力范围是：妇联的工作对象是农村和城市无单位妇女，只在农村和城市街道建立分支而不进入企业。这个势力范围基本延续到现在，妇联的这种组织模式更强化了“妇女”等于农村妇女和城市家庭妇女的印象。

随着政权的稳固，不再像争取政权时代那样依赖妇女的人力无偿贡献，作为要牢固管理对象，妇女的价值可以被更公开地贬低，“妇女素质低”的观念更加主流，为发掘妇女人力资源而实行的妇女教育和提高妇女家庭地位的活动却逐渐式微。在意识形态中，“妇女”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证明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成就，于是“三八”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以一日歌舞生平赞美国家妇女事业成就的节日。

尽管国家总是在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上妇女却被抛弃了。这是注定的：恩格斯当年就以为性别压迫不过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性别压迫就会自然消亡。妇女解放的现实结果是妇女得到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更多机会，但却是以去性别化为代价的，而且解放仅限于公领域，妇女的家庭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CCP自己造自己的反的时候，妇女参政水平有了异常的、短暂的提高，在重整秩序之后那些僭权的妇女很快就都被清理出局。

虽然“妇女”的被负面化是历史注定，但在近30年，这负面化又呈现出新的路径，即伴随“女人”、“女性”的复活和光大，“妇女”背负着意识形态的话语债务而迅速沦落。

对“女人”这个词的复活，真正做功的并不是写《女人啊女人》的戴厚英，而是满脑子男权思想的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塑造男性觉醒者的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以思想解放为幌子的男性所渴望的“女人”：性成年的、肉体化的。“女人”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男性用语，暗示对女人的欲望和鄙视。虽然后来女人也开始用这个词，但它始终是口语的和略粗鄙的。

和“女人”一样，“女性”也含有对过去年代去性别化的反动意味，表示对女人再性别化的要求。不过“女性”被认为是尊称，肯定她们的知识、教养和社会地位，这些指标成为新时代新的阶级划分标准，虽然只是掩盖了真正的阶级区别：经济。

而“妇女”这个词，尽管已经拥有了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主义妇女观为经纬的国家妇女话语的内涵，但却和其他极权意识形态的术语一样，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它的活动区域只剩下两个：无人理睬的政治宣传；农村和中老年无业妇女。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妇女”的道德狭隘，因此它不得不排除将其在道德上无法解决的妇女排除在外，当谈论“妇女权益”的时候，很清楚，这里的“妇女”不包括性工作者和第三者、二奶。同时，公有制逐渐萎缩，妇女人力资源不再是国家贡献，国家也放弃给予妇女福利，妇女和国家越来越不相干。总之，当妇女的真实生活既不再为国家统辖和庇护，又大大溢出国家妇女话语的道德框架时，“妇女”就成了一个过时而失效的词汇。

关于妇女的话语被改写成了另外一种面目：商业化的，身体化的，时尚杂志的，流行歌曲影视的，女人味的，在其中，“三八”是“妇女”在妇女话语中仅存的一个孤岛。

但是另外一种对“妇女”的使用仍然存在，这就是女权主义者或民间妇女运动的的“妇女”。所以，当有人想寻找反对“三八”节的女权主义者时，我只能说他太不了解女权主义。“妇女”这个词表示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左派的历史继承，表示对普遍的性别不平等下妇女共同命运的指认，表示对超越阶级和地域的妇女团结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的“妇女”是严肃的革命性的词。

但是：或许从没有一个年代像今天这样，令“妇女”这个词显得如此可疑，就像西部贫困农村和北京CBD的巨大差异一样，中国妇女群体内部也充满异质，甚至彼此冲突——全职太太和她的保姆，妻子和第三者，章子怡和张钰，傲慢的女主管和求职无门的女大学生，她们无法属于同一个故事。哪些妇女，她们怎样的状况和诉求？以及再加上：各个阶级的男人又怎样？这样的问题让“妇女”的使用不得不总是充满自我警惕。但这些自我警惕终究不过会带来对“妇女”内涵辨析中的更加丰富。

带咪咪出门是最受罪的事——绝不会有另外一个动物像它那样对外界恐惧到如此歇斯底里，而我总是很容易就被它整得更加歇斯底里。它在我的大衣里扭动哀号，我像个孕妇似地窜过动物医院门口的那条马路，这短短几分钟对我它都如同受刑。

很快我就带它重新出来了，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担心被车压死，而咪咪在我手上昏迷不醒，它的口角有一点点白沫，手脚松弛，那半张的眼睛，这次对那路上过往的，对它来说巨大恐怖的汽车无动于衷了。

回家之后，我把它放在书房的地板上，任另外两只猫自己赶过去研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过了几分钟，我突然发现，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白猫爬进了客厅——已经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的脑袋拖着还没清醒过来的身体。它两眼圆睁，一声不吭，艰难地爬着，拱着，慌乱地尝试着各种方向。它心里一定吓得要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的身子不能动？我该怎么办？但是，它没有发出任何求救的信息。那一刻，我深感震惊：人在遭遇灾祸的时候的第一本能总是求救，而动物却不是，动物比人更清楚地知道在这世界上谁都帮不了谁的宿命，比如在集体奔逃中落伍而被狮子咬住的那只羊，比如一只尽管被驯养但仍知道在危难中谁都不能指望的猫。

这只猫整个身子都拖在地上，在屋子里到处乱爬，沿着一些它以往经常采用的轨迹：去食盆，去砂盆，去沙发，去厨房，好像是为了确证自己还能到这些它需要的地方。它的前腿渐渐能撑起来了，但后腿还毫无力气。阿黄焦急地在它身边窜来窜去，而一向很不友好，自私冷漠的大猫胖胖，却堵在它的面前，抬手打了它好几个耳光。这个时候，我再次为我和猫之间没有语言而痛苦——如果我能告诉它，并没有真出什么麻烦，障碍很快就会过去该多好。

后来，它的后腿能活动一点了，爬行变成了不停摔跤的踉跄，又好像过了很久，这个折磨人的场面才最终结束。到第二天，它还一直疲惫抑郁，我抱着它问：怎么了，怎么了？一边问一边心虚。

其实，是因为我把它送到医院阉掉了。对此我当然很清楚，但它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只能自解：这样做也是没办法。要怪只能它是一只猫。

或者用另外一种解释：罪在母猫阿黄，和人类中一样，红颜祸水。

阿黄是为了增进咪咪的幸福才来的，它丑得像老鼠，叫声像母鸡：“咕咕、啊啊！”你简直想不到一只猫能有这样古怪的叫声。它严重缺乏安全感，老是瞪着一对焦黄的眼睛，惶惶不安地到处乱窜，我暗自把它比作红楼梦里的贾环，风姐曾这样说贾环：活像个燎了毛的冻兔子，只等个热炕洞让他钻去罢了，如果把这话里的“兔子”改成“猫”，那就是阿黄。

阿黄也很亲人，但亲得比较卑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像咪咪，绝对要求以它的愿望为中心，我倒高兴它这么识趣。更高兴的是咪咪果然十分喜欢它，它俩本来就是同胞兄妹，虽然长相性格迥异，却是两小无猜的最好伙伴。它俩一块吃，一块睡，一块凑在卧室门前琢磨我在里面干啥——我猛然打开门，两条小脊梁立即装作若无其事地各自游走而去。晚上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它们在屋子里乒乒乓乓地相互追逐，或者凑在一起玩各种最傻的游戏——一般是拨弄一根棒棒糖之类的小玩意，有一次，我看到它们正玩我小时候也玩过的把戏：你伸出手看我能不能打到，我再伸出手看你能不能打到。总而言之，它们在这套小小的空间里一起生活得十分惬意，咪咪甚至开心得体重暴涨，一个月就增加了一倍。

问题是后来我才发现，阿黄竟然是个女地……它们的性问题开始亮起黄灯。越长越大，咪咪的屁股上开始凸出一个绒球，而阿黄，虽然还是老咕咕乱叫着东跑西颠，却开始让我猜测它身上是不是有了什么隐秘的、令人羞臊的气息，要不为什么咪咪开始偶尔会追着它的屁股闻呢？

有一天，我半夜起床，打开客厅灯，赫然发现沙发上两个小动物正叠在一起，一动不动——在干啥！其实只是一个刚刚打败另一个而已。

我很疑惑：给猫绝育是不是侵犯了它们的性权利？就此问过一些朋友，他们都假装深沉地表示：可不是嘛！反正对他们来说事不关己，大可就此坚持权利思维，虚伪。我并不在乎兄妹乱伦，但我可不想再让这小屋里再增加一堆白的、黄的、黄白花的小猫了。

是阿黄的恶行最终逼迫我伸出了罪恶的辣手。有一天，我抖动被子，丁丁当当竟然几粒猫屎落地！又过了几天，我刚关灯躺下催促自己入睡，就感到有一只猫溜进门，爬上了被子，四只脚轮番原地踩来踩去，正想这小猫还挺可爱，一股湿凉渗入，被子已经被猫尿透！我弹起来，气急中找不到灯开关，罪犯竟然当场趁黑潜逃。

我掐住咪咪的脖子大叫：你们简直要把我逼疯啦！

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第五次，我才确认，作案者就是装无辜的阿黄。这下可怪不得我了……

于是……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咪咪。它是一只聪慧、活泼、娇憨的小猫，一直被我当作一个心智完整的生物对待，如果它的性情也陪葬了性激素，对它和我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我很高兴地发现，除了会花一点时间高翘起一条腿，舔那暂时有点烂乎乎的玩意儿之外，它几乎没什么变化，甚至包括那爱舔人不放的毛病……

我和咪咪都过了一关，接下来该轮到阿黄。它曾为咪咪担心，但它自己的遭遇其实悲惨得多。从全麻中醒来的过程里，它呕吐，痉挛，痛苦万分，然后，它认为自己是要死了，就挣扎着爬进了最深的床底，在那里，它花了两天的时间等死。两天后的早上，我在砂盆边发现了它：憔悴虚弱，但还是紧紧地抓着盆边，想忍着疼痛排出点什么。这让我对它此前乱拉乱尿的怨恨一下子消失了，它还是一只好猫。

一件纱布系成的紧身衣牢牢地捆着阿黄的整个身子，背上一溜死结让它绝对挣脱不开，脑袋和四肢伸出来像紧身衣的附赘，滑稽得要命。它开始很为自己的处境自卑，但很快就适应了，如果一辈子都得穿着这玩意，估计它也能听天由命。作为术后福利，我向这两个家伙敞开了卧室的大门，然后发现，阿黄变得缠绵多了，竟然每晚都要在我身边留宿，更惊喜的是，咪咪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整夜唏里呼噜地大闹天宫，相反，它总是很安静地溜上床，很安静地卧倒在枕边，甚至能坚持着安静地等我醒来。不可思议啊，咪咪长大啦。

等我对那件紧身衣再也忍无可忍，就立即动手把它解掉，抛进历史的垃圾箱。曾经的痛苦都过去了，从此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哈哈。

 

 

关于“性和发展”的一份阅读资料，中文。涉及“匆忙进行性行为以免被抓住的男人”、“存在婚外性行为的女性”、“作为女性性权利的性愉悦”等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