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沁冰

    聚集在中国网络上的“愤青”已经沦为互联网恐怖主义者，这是我就他们在此次藏独—奥运风波中的表现得出的结论。

——此愤青非彼愤青，像张闳说过的：这些人玷污了愤青这个词，“愤青”本应指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然而现在的这些愤青并不关心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们改写了愤青的定义：有暴力倾向的民族主义者。

最近我才意识到互联网上暴力倾向的可怕。当“姜岩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公布其夫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并号召对他们进行骚扰，一些人上门去质问他的家人。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超出边界的：成年人的婚外情与其家人何干？在这之前，我一直都很支持所谓的“网络通缉”，因为它是在法律不能充分救济的情况下去追求正义的替代性手段。然而“姜岩事件”让我看到所谓“网络通缉”的危险：它很容易被滥用而伤及无辜，而且匿名导致对行使者无法追究，这对被通缉者是不公平的。

现在我还不想彻底对“网络通缉”说不，只是，我想通缉者应该有一些费厄泼赖精神：如果你想通缉别人，那么，先说出你自己是谁，以俾后果自负，这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但这显然是迂腐的：广大的互联网、匿名的网民，如何才能形成共同的自律规则？我现在还不知道。

后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小事。我写了一篇关于“艳照门”的文章，转载到一些网站上之后引来了无数恶骂。我曾打开网易的相关评论，几百条里，简直没有一条不是充斥污言秽语。

这并不会伤害到我，脏话的原理与咒语同，出于一种原始思维，以为说出某事就会导致某事发生，而某事当然不会因此发生。所以我不必在意。我的反应只是吃惊：这些人啊，他们听不进一星半点的不同意见，他们的思维是如此的狭隘和感性，表达方式是如此简单和粗鲁。而且，所有人都这样！这就简直让我震惊了。

骚扰姜岩之夫家人的和愤青肯定不是一伙，其共同之处是都要求在网络上得罪了他们的人遭到现实报复。只在评论中留下脏话的人和愤青是一伙，因为他们都很容易仇恨，头脑简单，爱好语言暴力。

他们不是少数。藏独—奥运风波正在让中国愤青在互联网上做前所未有的疯狂表演，他们到处喊打喊杀，号召通缉这个，封杀那个。他们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真实的破坏性：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广告只因为用了几个快活喇嘛的图像就被迫迅速撤下，因为据说这是暗示他们想拥有“自由”？被通缉被骚扰的人不再是一个而是一群，其中有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有他们的家人，有媒体工作者。

这些人已经成功地在互联网上制造了一种肃杀的气氛：谁惹到他们就要倒霉。他们已打通网络和现实，虽然自己是匿名的，却让他们的“敌人”担心自己的现实安全。 这些人符合恐怖分子的特征（我总结的）：政治目的、组织化、无规则无底线、伤害无辜。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组织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人们通过互联网以匿名的方式传递信息、达成共识、结成集体行动。由于现实生活里没有公共空间，中国人在这方面对互联网的利用显得非常突出。“快闪”只是游戏，“抗日”游行、厦门反PX、上海反磁悬浮都成功运用互联网实现了广泛的动员，当然其目的完全不同。当厦门和上海市民做到了的时候，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贡献曾让我这样的人高兴。但显然CCP具有更大的互联网动员力。——WJB说他每天都上网果然不是浪费时间哦，我相信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民意而是如何管理和利用民意。

这些人能有如此能量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当然更不是因为他们正义在握，而是因为他们受到CCP的支持——如果CCP取消支持，只消一二天这些人就得从网络上灰飞烟灭。CCP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利用价值：说出CCP不好意思直接说的话，制造CCP想制造的社会气氛，即对抗“西方反华势力”，又整肃国人加固统治，一石二鸟。有前两年的“抗日”活动的成功先例，CCP现在在这方面应该是老手了，收放自如。这些人是CCP多年栽培的种子，现在终于可以收获了，以前还需要收买“五毛党”，现在有这么多志愿者，五毛就不用花了……

愤青最可悲的一点不在于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而在于他们不知道、不愿看到自己在被利用。他们是自发的，他们是中国人集体团结的代表。自发不自发不论，集体团结是假的，因为不团结的人，在传统媒体上被消声了，在互联网上被他们吓住了。我对“多数人暴政”这个词一向不以为然，现在在愤青身上倒是真看到了“多数人暴政”，但暴政之为暴政归根结底因为它背后的极权。

（一个香港朋友说，当她试图和中国人讨论西藏问题时，得到的只是沉默。我说：不要和中国人讨论政治。恐惧，恐惧，我理解沉默者。）

这一阵的现实，让我感到中国又退回到20年前——所有那些由官方媒体倾泻到藏独分子头上的词儿，和1989年时多么相似；甚至30年前——北岛当年至少还可以喊一声“我不相信”。多少人曾相信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然而至今的现实却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在信奉垄断“真相”，在反对自由民主。我从来都相信CCP注定要灭亡，以为它的统治基础早已动摇，现在，我不得不更悲观一些啦。

而且，我破灭了曾经对互联网的浪漫希望：在这个不能完全被封锁的空间里生长出更多的自由和赋权。有人曾对我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此人因在网上报道一强拆事件而被拘留一周、丢掉工作），当时我深以为然。现在想来，太理想化了。貌似无边无际的网络和新技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属性，互联网终究只是一个新的场所，一个新的权力斗争的空间，因此一切都可能发生，而新技术完全可以和旧手法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操控。

真为中国互联网而悲哀。

你无法和愤青辩论，因为他们和CCP一样根本不要听。有人说他们只是不明真相，是，幼稚无知愚蠢的人也都有权参与政治，但是当他们和暴力、和极权结盟的时候，我拒绝以不明真相原谅他们。

我更不能原谅新浪网这样的商业公司。到新浪网上看看，一些“重大新闻”后全是一边倒的留言，惟一的解释是相反的观点全部被删除或屏蔽了，据说每有“重大新闻”时新浪的编辑们加班加点监控评论。如果禁止评论，还能理解是由于压力，只留下单方面的留言是为主动谄媚CCP而违反商业伦理、不尊重用户，在商业网站的堕落比赛中新浪颇具优势。

——这一切和藏独不藏独无关，虽然我根本不反藏独，因为第一，我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真相，难以置评；第二，我持建构论，一切观念都是历史的，没有天然的合法性，除了人、人的权利，什么都不能让我无条件笃信，“爱国”和“统一”也一样。

 一场“婚前守贞”培训正准备在浙江大学举办。“培训时间为两天左右。倡导学生在接受培训后做一个决定：保持性禁欲直到结婚。‘拒绝婚前性行为’是这次培训的核心，同时强调年轻人应有‘责任感’。培训内容分七个单元：讨论出婚前性行为的后果，互动演绎性病传播、艾滋病的威胁，练习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技巧，鼓励已经有性活动的学生做出全新的选择。”

关于这个活动，首先，它所使用的“婚前性行为”这个词就是不当的。它假设所有人都是肯定会结婚的异性恋者，但这不是事实。中国同性恋者没有结婚的权利，异性恋者中也有很多不愿结婚或不能结婚，这些人同样也应该有性的权利。用“婚前性行为”这个词将与婚姻无关的性行为非合法化，其中暗含的异性恋婚姻本位，对同性恋者和不婚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种歧视，这个现在还很常用的词应该淘汰。

其次是这个培训将“婚前性行为”与性病、艾滋病联系起来，这是错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中的“危险性行为”并不包括“婚前性行为”，性病和艾滋病病毒不认识结婚证，不会辨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其是否传染只取决于三个直接因素：一，其中一方是否有病或携带；二，是否预防；三，偶然性。应对这个三因素有三个办法：一，了解你的性伙伴；二，采取预防措施；三，评估风险后再做决定。这些无论在婚内还是婚外都是一样。一些结婚的“良家妇女”也会感染，因为她们不了解、不能约束丈夫的性活动，却由于“信任”或缺乏权力而不采取预防措施。随着这类妇女艾滋感染人数的增长，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对妇女健康的危害正在引起更高的重视。

和性一样，是否禁欲（这也是一个坏词）也是成年人的自由选择。但是，推行（婚前）禁欲不是适当的艾滋病防治手段，因为第一，这种主张不符合人的生活真实，无效；第二，它限制了人的性权利。2005年欧洲22个国家曾联合声明反对美国在艾滋病防治中的禁欲主张。

“婚前性行为”另外一个常被控诉的“恶果”是意外怀孕及人工流产泛滥。其实既然没有百分百的预防措施，就只要有性行为就可能有意外怀孕，同样不分婚内婚外，这是常识。关于青少年滥用人工流产的情况，中国媒体有很多报道，但这些报道总忽视了另外一点：人工流产滥用在婚内也很普遍，而且其最大罪魁是政府，因为政府视它为合法的节育手段。计划生育政策无视人工流产对妇女健康的影响，由此才导致普通公民包括青少年普遍持同样的观念，上行下效。

将“婚前性行为”过度负面化的真正原因是有些人在性道德上的保守态度。保守同样是一种自由，但以种种貌似科学实则错误的“证据”去掩盖他们真正的动机，这是虚伪的，用不真实的危险去恐吓人是阴险和不道德的。其实这种态度才是“婚前性行为”可能有麻烦的渊薮：这些人只顾阻止青少年去体验性，却不去帮助他们掌握关于性的知识，增长处理性的能力。

中国大学生是一个有些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超过18岁，甚至有了结婚的权利，但是一般经济心理不独立，依赖性很强，没有充分的条件和能力去完全承担自己的行为。在这个群体里，法律上、身体上的成年和社会上的不成年是严重的矛盾，所以他们确实需要专门的性教育。但关键是这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教育？违背他们的性需求，用恐吓限制他们的生活选择，这不公平而且注定无效。

潘绥铭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性教育应该是关于性责任的教育——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不做不能承担后果的事，对别人负责就是尊重平等，共同协商，避免伤害。有知识有能力有自信的人才能负责，性教育是一个关于性的赋权过程。

性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教育：探讨性，鼓励做出独立自主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不”还是“要”。对“性自由”的攻击总是将“性自由”和“滥交”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不知道“性自由”本来就包括“不性自由”：每个人都自己决定要不要性和什么样的性，都没有什么截然的不好。

今天看到一份资料，其中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性权利不仅是使人免受性暴力和性压迫，它还包括鼓励人们寻求性愉悦、性满足感，以及创造环境使这些感觉得以实现。在性和健康问题上，积极的性态度将赋予人们以权利，从而在做出性和性关系的选择时，考虑怎样才能更安全和更快乐。”

这份资料的全文在这里。

总之，一个以让大学生拒绝‘婚前性行为’为目的的性教育，是不合格的性教育。

其实，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立即做了一件很阴暗的事：搜索其中提到的“美国爱家协会”的资料。这个标榜“尊重生命、维护道德、坚守婚约、珍爱儿女、优质服务”的组织具有一切保守团体的共性：以警世救世自居，反婚前性行为、反对妇女参与社会、反同性恋、攻击女权主义。

看看他们网站上的一些言论：

“在六十与七十年代，激进的妇女运动 (Feminist Movement)者曾试图告诉人们，除了女人会生孩子以外，男人和女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男女对婚姻的预期也不同，女人在婚姻中对安全与亲密的寻求，远超过对性满足和地位象征的寻求。”

（妇女运动没有必要否认很多女人寻求婚姻中的安全感，她们只是指出这是基于社会性别的。）

“这类错误的教导包括：爱的管教对孩子无益，宗教教育会毒害心灵，向权威挑战是一种有效的洩愤方式，权威作风是危险的，混乱能产生创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在儿童教育中权威作风难道不危险吗？）

婚前性行为使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感染性病。婚前性行为使往后的婚姻产生不信任和苦楚。婚前性行为将“性”降低到只是肉体的感觉，而不是心灵上的契合、亲密和至死不渝的情谊。

（“婚前性行为”只有肉体感觉？）

“史提夫约达从盖洛普民调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反对同性恋的婚姻，社会大众无法接受同性恋者“结婚”的观念。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依然认为婚姻制度应当限制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一份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5％的美国人反对同性的“婚姻”，在这份调查中，只有39％的人表示同性恋者应当享受和传统婚姻相同的权利和各种福利。”

（例举美国的数据以暗示同性婚姻是错的，但他们同时还常举出许多西方的负面例子证明中国应该避免西方的前车之鉴。）

——最近我才想清楚了一件事：反动的观点必然有反动的逻辑。这个“美国爱家协会”又是一个例证。

原系湖南师大教务处普通科员，抽调至教育部参与高校评估，任评估专家组秘书。全国各地，每到一校，均有大学领导隆重迎候。

上图：集美大学副校长到机场迎接女秘书。

下图：广西师大校领导与女秘书合影。

嗯，牛不牛？

这也是中国女人生存状态之一种：攀上权力的尾巴，就有凌驾于男人的机会。

表面上看是淆乱了性别、年龄、职位的等级，因此令人侧目，其实还是出于那一贯的秩序，只有面对它，这些有权的老男人才甘心雌伏。

他去世一个多月之后，今天，第一次和人说到他。

在这一个多月里，我曾竭力回想他，但能想起来的很少——这近十年来，相见不多也不少，但我却从未将他当作主角，从未重视过他、认真去了解过他。太多这样的事儿了，不是吗？

翻看他的博客，停留在去年的某日，很快乐的一个博客，说朋友，家庭，贴一些生活照——那时候，他应该是生活得很满足的吧，拥有他最看重的财富——朋友和家庭。

那时候，我是多么不懂事。我以为他配不上他的妻子，我以为他不应该那样溺爱女儿，我以为他总是呼朋唤友是肤浅的。其实，事情不是那样：也许他确实不像他的妻子那样有才华有修养，但他却崇拜她，以她为荣。他从不追求家庭中的权威。世上多少男人，能做到他这样的太少。他确实溺爱女儿，因为他视她如宝，希望她快乐，所以，他才愿意尽量给她她想要的，而不是控制她，把她当作自己的附属。他能拥有朋友，是因为他对人慷慨，从来都无保留地呈现他的天真之心。世上多少女人和男人，能做到像他这样的又有多少。

他的财富也是他的美德，这根本不需要我的理解。

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梦见地狱，骷髅。我害怕知道他的临终，我甚至回避向他的家人表达关心——我担心自己是表演！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觉得自己需要关于死亡的教育，于是，我去听一个追思会。和那位死者，我只有数面之缘，从无单独交往，按照世俗的礼数并没有专门去纪念的必要。但是，我想知道人们会怎么说她，怎么怀念她。

在那个追思会上，听到的话让我暗暗惊奇——那每个发言，都是那么深情，真挚，感人，其中叙述的很多情节都令人惊讶——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根本不会留意到周围发生着这样的事，你明白吗？我只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说，知道死者生病后的每一天，她都要随身带上一件死者所赠的什么小东西。而且，参加那个追思会的人中，有专门从西安坐火车赶来的，有她在北京工作时雇佣的小时工，还有曾给她体检的大夫。如果我病了，我会让朋友如此日日挂念吗？如果我死了，会有人专门从西安连夜赶来告别吗？我觉得不会。但这样的人，她就曾经在我们身边，她和那些人之间的故事消逝了，但还是仍在。

在那个追思会上放映了死者生前制作的最后一个纪录片，她借这个短片讲述自己的大陆清结，赞美一个又一个朋友们。画外经常出现自在的歌声，是她在唱，用她自己的韵律和歌词。

她的朋友在现场义卖这个片子和她的诗集，以成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资助贫困女生的基金。我把这个片子带回家，也许我再也不会看——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是我保留了一个机会，一个和死亡自然对话的机会，虽然我还不愿用它。

今天，我又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谈起那第一位死者，其间，每次他的名字被提到，都令我瞬间心悸，但同时却感到一种被赦免般的轻松，仿佛他已经收到信息，冥冥中他已经原谅了我曾经的怠慢。其实是这样：我开始对他的死脱敏了。哎，活着的人，在死者面前，是多么委琐。

三月里，我还担心另外一个人会很快死去，几天几夜，我不能睡觉，随时都会流出眼泪，我渴望祈祷——如果这世上真的有上帝，可以因祈祷而改变人的命运该多好！但我知道没有，无神论者没有祈祷的资格。像有人说过的：我没有做好准备。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好准备。请不要轻视我——

在大约10岁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原来自己是要死的，原来在自己死了之后世界还会继续！这个发现是多么恐怖，小小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于是，在那之后整整一年，我拒绝吃肉，因为一想到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动物，就无法忍受地厌恶。父母不能理解，在那肉食稀缺的年代，一个馋嘴的小孩为什么会那样做，但我从未向他们透露过真正的原因。直到一年之后，我才接受了，淡忘了，重新恢复了食欲。但在内心深处，对死亡的厌恶和恐惧始终没有消除。也许，许多人都像我一样。

但是，不管怎样，我绝不会以死亡的案例教育生者该如何好好活着，“珍视健康”——活着都是侥幸，再珍视健康人也活不过120岁。我更不会因有人死去而假装慈悲，给他/她额外的宽恕或尊重，我也不会特别看重自己的生命。我只想在自己的内心中解决如何向死而生的问题……也许因此，我才放不下别人的生死，不仅因为那是我自己的预演，还因为那关乎最重要的问题：意义，意义，意义。

“任何人的消逝都会让我怅然若失，因为我是芸芸众生的一员。”

这一个多月来，我生活得比以往更加枯索，我不想再为交谊或消遣而外出聚会。开始，这是由于自我怀疑，现在，这是有意的：对近来经历的一个即时回应——以“意义”为标准做更多的减法。我相信这不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