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我的双乳各有一处隐隐做痛。显然是增生而不是癌，简单的区别在于增生会痛而早期癌不会！但前两天还是去做了一下B超。大夫说最近做这检查的人怎么这么多，是不是因为陈晓旭。

今天看到《新京报》一篇关于乳腺癌的文章：http://culture.thebeijingnews.com/0897/2007/05-27/014@014358.htm

是不是还有这些：

痛：增生会痛而早期癌不会。

药物：对消除增生无效，“消核片”之类是骗钱的。

自检：无效，怀疑普通人根本无法靠触摸分清增生和早期癌，但我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确实是在听过癌症病人的介绍后，摸出了自己的晚期癌。

避孕药：无论如何，避孕药含有激素，无法确认它的长期潜在影响，所以最好还是别主动参与这项“世界性的用药实验”。

治愈：医疗上的“治愈”并非我们一般理解的治愈，前者认为保持一定的生存期就是“治愈”，病人可能只是在癌的影响下生存质量很低地活过了5年或八年十年。现在我们并不知道癌的真正发生原因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治的办法，切除术甚至被怀疑造成癌肿扩散。当然，反正人都是要死的。所以陈晓旭因信仰而一度放弃治疗未必是严重的无知过错。

另外，我还做了一次HPV检测，很高兴自己并未感染。我对乳腺癌和宫颈癌一直怀有严重恐惧……

某聚会上，一个情节吸引了我：某外国女孩，在背上文了一个带圆圈“拆”字。超级精彩的创意不是吗？从北京到所有地方，最有特色的中国景观是什么，不就是这个带圆圈的拆字吗？

几乎每天，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白粉“拆”字，只是会想：哦，这是又要拆了，那里又要拆了。某一天，突然有所悟：这些“拆”字是写来做什么的呢？

是用来告诉那些被拆迁户：不必啊，拆迁例必贴公告，这些倒霉蛋儿早知道自己家要被拆了。告诉拆房工人？不必啊，从哪拆到哪，他们该有更详细的指示。告诉像我这样的路人？不必啊，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个大大白粉拆字，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给住户一个恐吓：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不管拆迁协议有没有签订，这地方我们已经单方面决定要拆，赶紧准备滚蛋。

“拆”字的背后是拆迁者的权力，他们或者就是政府，或者有和政府达成的协议傍身，无须经过住户——房子原本的权利人同意，他们就拥有了处分那房子的权力。这实在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但近六十年目睹中国之怪现状，就是这样。

“拆”字加个白圈，象征圈住了这片地方，字形大大咧咧，表示蛮不在乎。在它的威逼下，住户们从自家门口进出，气焰都要矮上九分，谁都知道这“拆”字是类死刑判决，是诅咒：被涂上了，被圈上了就没的逃。男人和女人们，或者就在“拆”字眼前议论者，或者躲到房间里嘀咕着，在它面前或在它背后，这些人都一样被它照出委琐。

“拆”字才是理直气壮的，而人和他们的生活却不算什么。

不用知道写这些“拆”字的是谁，你只需要看到它就产生畏惧、怜悯和侥幸：这会儿被拆的不是你自己。 “拆”字是命运的宣示，不仅是对当事人，也是对你这样的旁观者，它可以这么粗野冒犯，非人性，而作为公民，你有义务承认和服从所有未经交待的权力，精力最好只用在思考如何在它之下多保全点小日子。

“拆”字具有顶级的法力：果然，那些房子真的就逐渐被拆掉了。这让人想起从前法院的判决公告：红叉表示一个注定的死亡。你在那套《金枝》里可以看到，符咒出自一种原始思维：使用它的人相信，说出某事就意味着某事将变成现实，原因是他们认为语言和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自古人们就渴望发现可以呼风唤雨心想事成的符咒，现在终于出现了。我们的政府从来都喜欢符咒，期待型的“某某某万岁”和诅咒型的红叉和“拆”字同类。现在，他们很少说万岁也不打红叉了，符咒思维的遗存主要体现在大量泛滥的红色标语里，但是，这些标语现在主要只具有象征性，没人再信奉其实效，只要能高高悬挂在头顶，它们就可以和市井生活两不相干，暴力性的符咒只存这个“拆”字，这个原始遗存竟然成了“中国式现代性”的典型象征，它让人看到，暴力专权从未收敛，而且还成了“现代化”的开路石，因“现代化”背后通过掠夺—攫取所进行的财产重新分配的欲望而更加必须。

“拆”字没有幽默，它随时能让你震惊。现在，美丽的天安门金水桥已不允许凭栏休憩，自从有个男人因拆迁纠纷试图在这里跳河之后，金水桥的汉白玉栏杆都外加了护栏，并有武警把守不让人靠近。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被破坏。

从去年开始，我家所在的这条小街也涂满了“拆”字，由此再也不宁静。路北端临时建筑里的“外来人口”们很快就被扫荡了，但路南端一片平房里，拥有产权的本地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看不见的一方，在那些个“拆”字之外，还展开了立体的宣传攻势，包括大红横幅、手写标语、宣传画，语气有软有硬，硬的是“大力整治城中村”，软的如“共建首都美好家园”。住户们的回应是，在每个院门上都贴上放大复印的报纸报道，大字标题：“未达成协议不能强制拆迁”。这些报道成了他们的护身符，真的让我想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胆气。

在这场宣传战的背后显然还有更着力的较量，而住户一方逐渐显出颓势，一家家搬走了，其住房立即被拆掉，向还在坚守的人家更有力地逼迫他们注定的命运。终于，经过几个季节的侵蚀，整片房子都沦为废墟。

原住民们失踪了，街道中段，一个新的小区显露了出来，它有欧式的豪华大门，底商招租，夜晚，楼上的许多落地窗逐渐亮起灯光。这个小区及其住户将是新街道的主人，绝对配得上首都的和谐美好。不要问他们凭什么占领这里，他们是“拆”字的跟屁虫，猥琐的暂时的得益者，其实也未必侥幸到哪里去。

作者是WEN,北京女蜂蜜，细细，感谢之。

写信记

前女子中长跑运动员艾冬梅，沦落到在北京摆地摊为生，经媒体报道后得到了救助。同时，她的队友郭萍正在家中困顿得想自杀，见：http://2008.163.com/07/0511/17/3E7SJOLR007424EE.html

艾冬梅和郭萍，以及她们的另外一位队友孙英杰，都是体育教练王德显的受害者。郭萍在贫病中发誓：不会放过王德显。这位王德显确实是个人物，孙英杰因服用兴奋剂被禁赛，他为了摆脱惩罚，曾导演了一出史上最荒唐的诉讼，声称兴奋剂是另外一名运动员在天安门附近的厕所里拣到、出于好心偷偷下给孙的……没人相信，孙被禁赛两年，王被终身禁赛。随后是以孙为首，几名运动员和王公开决裂，起因是因王侵吞她们的工资奖金而引发的经济纠纷，同时还揭出王强迫训练、人身限制、殴打虐待的情节。

双方的经济诉讼还没有结果，不过我相信女运动员们说的肯定是真的，我还相信，关于王的种种暴力行径，我相信也是真的。我还相信，这类事在中国体育界绝非个别，只是绝大多数都被体育制度的强权，或者“金牌战略”的胜利所掩盖了。

在是否要揭发王德显这件事上，孙英杰有过反复，最终促使她下决心的是王打断了她的锁骨。到这时，她仍然给王留有余地，她说：你可以打我，但不该下手这么重，我都是这么大的人了（大意）。这话背后的真相真是令人瞠目：教练对运动员的暴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习以为常，被合理化了，不到迫不得已，不会激起反抗。

像其他很多田径运动员一样，这些女孩都出身贫寒，为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她们寄希望于体育，由此进入教练的控制之下，在虐待强制中进行艰苦的、有害健康的训练，甚至被安排服用兴奋剂。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出成绩——出了成绩她们就能有城市户口，转业后被安排工作，有奖金。实际上她们是运动队和教练豢养的运动奴隶，个别如孙英杰，真的成了冠军，而绝大多数如艾冬梅和郭萍，伤病累累，一无所得，在彻底没了剩余价值之后被无情抛弃。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举国体制”的真相，以大批运动员的教育权和健康权为代价换取十几块、几十块金牌所象征的大国荣耀，对他们进行体制化的剥削和戕害。王德显这样的人，即使恶行累累，在这个体制里却仍能混得如鱼得水，因为他能让运动员出成绩，而成绩就意味着他的上司的政绩，在中国，政绩可以包庇太多的恶。

不少评论在就艾冬梅的遭遇谈退役运动员应该得到什么安置，但其实，真正该谈的不是福利，而是权利：运动员的教育权，人格权，身体权，财产权。

当运动员成为成绩机器，她的权利被漠视，她被当成教练员的附属品（总被比拟成父母和孩子），任打任骂，打是亲骂是爱，只要能出成绩。暴力泛滥无人管理，甚至暴力成了法宝。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是行动纲领所说的：国家行使和容忍的暴力。

每当我们谈暴力，我们总是谈家庭暴力、性暴力，发生在私人之间的暴力，然而所谓“国家行使和容忍的暴力”，却很少被谈到。中国是没有战争，没有种族清洗，但国家所行使和容忍的暴力，其实所在多有，比如强迫计划生育、城管对小贩的暴力、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暴力，以及教练对运动员的暴力。这些暴力的共同之处是：尽人皆知地泛滥，尽管也许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却从来不会受到惩治，相反被作为一种理直气壮的管理手段而被默许甚至被鼓励，被制度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因惩治个别人而杜绝。

国家是最大的凶手，而不是那些警察、城管或教练。

就体育界的暴力而言，特别的是，它和竞技体育所特有的男性气质具有潜在的联系——竞技体育是对战争的模拟，而且为“更快更高更强”而进行的超强残酷训练早已远离体育的古希腊理想。而中国体育制度所要求的，对运动员的控制和奴役，教练员对运动员的绝对权力，决定了暴力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当举国体制被当作“中国经验”，当“五星红旗在运动场上冉冉升起”总被宣扬得那么激动人心，当金牌运动员被当作爱国楷模受到赞美，这一切都注定了体育界为暴力渊薮。

郭萍只说她不会放过王德显，因为她没有能力控诉王背后的黑影，那是谁需要沾着运动员血泪的金牌装点他们的盛世崛起梦？

天天追看“快乐男声”，因为被它那直播竞赛的戏剧性所吸引，好奇一场场地会选出什么人，虽然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唱得有点难听。于是几乎每天都听到这类话：“你让我看到什么是真男人”、“这是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

听了总想笑，因为这些赞美肯定很脱离那舞台上的真实。说起来，所谓“真正的男子汉”，按照那古老的规范，应该是要努力去治国平天下的，怎么可能来选秀。有评委很坦率，说希望选手“色艺双绝”，无论是色还是艺，以之娱人，从来都是“小男人”所为，“大男人”不屑，秀场上找男子汉，真是缘木求鱼。

这比赛里其实可以看到蛮多样的男人或男孩形象，新潮的，沧桑的，玩酷的，清秀的，甚至还有让评委恨恨的“悲情美型男”。这么多的类型，不可能，也没有动力去整合到同一种“男子汉”的标准里。选秀志在切准娱乐工业的脉搏，朱桦说的“流行时髦”，其中包含的娱乐消费趣味，和老套刻板的男子汉标准并不相干。

只是评委们还总要有意无意地遥祭“男子汉”神话，把“像男人”当成一种夸奖，表示她/他的思维还受性别定型的牵绊，不知道更好的价值样板，表示她/他语言和思维都空乏。还表示，她/他认为男人是高（女）人一等的性别，对比下，在“超级女声”里绝对没有评委会说“你让我看到什么是真女人”。至于“男人间的比赛”这种话，让人看到一种古旧的神话——男人因在较量中共同焕发了男人气而结成精神同盟，仿佛又借选秀的壳在隐隐还魂，对比下，“超级女声”里只有主持人甜腻腻地说“大家都是好姐妹”，而不会说“这是一场（了不起的）女人之间的比赛”。

自由市场经济创造许多奇迹，但同时自由市场经济总是同时存在也许是根深蒂固的精神匮乏，所以你在“超级男声”，这类相比之下好歹还算真实有趣的节目里永远要忍受陈辞滥调，包括关于“男人”、“男子汉”的，也包括关于“实现梦想”、“打动心灵”之类。

看到关于新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禁止公务员“包养情人”的消息，第一感觉是：厌恶。既厌恶那些“包养情人”的公务员，也厌恶这个条例，包括厌恶其中“包养”这个词——使用这样粗鄙的用语，等于部分地认同了那行为的恶，就像把“嫖妓”称为“玩”，把性工作者称为“鸡”一样。

就此讨论法律是否应该管理公务员的性道德，在我看来是隔靴搔痒。我们是在中国——在这里该说的值得说的是另外一些真问题，否则所谓“知道分子”未免太自欺欺人。

CCP从来都要管理其成员的性道德，它曾经做得相当成功，写《毛泽东传》的特里尔说，长征参加者中至少有95%从未有过性生活，苏珊米勒在关于强奸的《违背我们的意愿》里说，全世界只有中国和越南士兵不强奸。禁欲让CCP取得民心，让其成员自觉崇高，让他们把无处宣泄的力比多都升华成仇恨倾泻到敌人身上。这种禁欲式的性管理的思想根源到底在哪——在于低阶层男人对高阶层男人之性权力的嫉恨——性、女人，在男人间因阶级而进行不公平的分配。他们把这种嫉恨转化成道德的厌憎，共产主义理论家们把这种厌憎加以升华，说无产阶级绝不像统治阶级那么道德堕落，而中国的实用共产主义者们将之转化成激发穷人进行权力抗争“均贫富”的动力。其实太平天国们早就搞过这套严格的性管理，CCP对统治阶级性腐朽的批判和“淫就是罪”的旧道德之间渊源甚深。只是CCP比太平天国成功得多，它用严厉的性贞节重组了整个社会，只有毛一个人除外。不许离婚，没有卖淫，没有婚外情，当然也没有“包养”。

CCP强烈以其成功的性管理为荣，能史无前例地终结人类的淫乱，这是共产主义制度将史无前例地终结历史的证据之一。这个根深蒂固地依赖其道德/自夸的统治不可能放弃这一点。据说80年代，当卖淫现象初初复萌的时候，胡耀邦就说过：卖淫是和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我很喜欢他这种透辟。同样的，CCP必须禁止它的成员嫖娼和“包养”，其成员的性贞节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只是在这新极权社会下现实已经漂离CCP昔日的道德宣扬太远，既然腐败，就必然有性腐败，都说“权力是春药”，其实权力的算计很可能会导致ED，它激发起来的未必是性欲而是占有欲。权—钱—女人，女人成为男性官员们权力寻租的对象之一，当我们在说商品经济如何物化女人的时候，不能否认的是，正是CCP的男领导干部们最强势地进行着女人交易。

对于婚姻、婚外情、多性伴以及男人供养女人，我没有简单的意见，但是我厌恶女人交易，何况还是反自由经济的交易！自由经济下的女人交易至少不侵蚀公共资产，至少还多点选择，而领导干部们的“包养”，尤其是那些高级干部的，具有严重的压抑和控制，绝不是愿打愿挨那么简单。

CCP无法制止其成员的性腐败，它甚至并不打算认真对之认真惩治，众所周知几乎没有哪个干部会只因为“生活作风”而受到查处，“生活作风”从来都是补充罪状。甚至可以说，性腐败是它默许给予其成员的等级化福利。只是，它不能公开放弃性管理的权力，它还必须要做一个姿态而已。像哈维尔说的，这些鬼话根本没人信，虽然并不排除这些鬼话仍可以成为人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