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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死或生》，不可能的女孩最近有武校女生准色情照遭到网络声讨，有报道说这些照片是模仿游戏《死或生》。《死或生》是日本公司开发的一款游戏，其最新的第四集上市两个月就销售７０万套，既然十分成功，自有模仿价值。格斗游戏很多，这款游戏不同之处在于逼真制作四个年轻美女，个个长腿丰乳翘臀，穿着吊袜带、丁字裤翻滚厮打，暴露与性感一等一，在该游戏的沙滩排球系列里这几个形象更是几乎全裸上阵，只有一点点金属片似的玩意遮三点。
这游戏有人偶推出，新浪游戏以“性感美女人偶任你玩”介绍之，那是我见过的最不可能的女人形象：腿长大概有身长的一倍，胸大到担心挡住视线，不知人偶是如何固定住的，如果哪个真人有这副比例，她肯定会头重脚轻，别说格斗，点一指头就得一脑袋栽倒在地。
有同样重心问题的是芭比娃娃，这是有研究证实的：芭比的胸和腿不是正常人可以承担。芭比当年的革命性成功在于它改变了玩偶的童稚形象而走成人性感路线，让小女孩早早学习幻想成为有魅力的女人，如今《死或生》专门愉悦男性玩家，比例之夸张和穿着之暴
露又不是芭比能比的了，而且这还是活动美女，可以在鼠标下随意操纵。和这
游戏相比，芭比真是属于上时代。
这些女孩的另一个奇妙之处是，她们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还是那么少女，这简直是最理想的色情：清纯丰腴又豪放，有被爱煞的充分理由。
不由得赞叹，当代媒体技术能提供的感官魇足真是奇妙无穷。惟一的问题是不真实：和这些不可能的女孩相比，现实中的女人体们是多么平庸，多么有缺陷，于是我开始琢磨，那些热心玩《死或生》的男人或男孩们的审美如何在虚拟和现实中间获得平衡。
也许这是一个古老的，很不专业的担心，我盼望自己能在将来解决这个疑惑。
在《死或生》之前还有《古墓丽影》，女主角劳拉有一副同样不可思议的胸，据说是Ｇ杯。这个电影真的让我有一点点恼火，因为不相信一个像安吉丽娜朱莉那么瘦的女人还有脂肪维持那么大的胸，还有体力和男人抗衡。后来知道安吉丽娜朱莉曾专门为演劳拉而丰胸，再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就比较让我满意：由于女玩家们的抗议，《古墓丽影》的制作公司宣布将劳拉的胸围由Ｇ减为Ｆ。
芭比有个男朋友肯尼，和她相比就失色得多，连小鸡鸡是否该做出形状都是问题，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中学生样，毫无性感可言。《死或生》里的男人生猛得多，肌肉块块饱绽到像肿瘤，肩宽也是腰围的一倍还有余，看起来简直是夜叉转世，吓死谁。
这些超级暴力男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死或生》的趣味并不怎么好玩，那不是性感，那是畸形。有时候极度夸张正是没想象力的表现。就这类一味以膨胀身体部位为能的设计，可以编个笑话：
一个制作人钓上了一条神鱼，鱼儿说：放了我，我就满足你三个愿望。
制作人的第一个愿望：把我的女主角变成Ｇ杯！
制作人的第二个愿望：把我的女主角变成Ｈ杯！
制作人的第三个愿望：呸，再大一个号，我就放你走……
《死或生》电影版全程在中国拍摄，但是从女一号戴文青木以下，和游戏形象对比看看，尺码都差太远。这个电影导演需要去钓鱼。 8月23日 别选美了，还是“超级女声”吧“地球小姐”华东区总决赛主办方安排选手进某酒店包房陪酒，因为需要抵偿该酒店的住宿费，又据说只要报名就可以直入这个“总决赛”，总共２０名选手最后却颁出２２个奖。看来无论是招商还是招人，这个比赛都经营得十分惨淡。
我很支持那些被骗选手的愤怒，但对这个比赛狼狈至此却深感幸灾乐祸，没错，我讨厌选美，唱衰选美是我的爱好之一。女权主义从来都是选美的最大敌人，对它有过很多批判，这会我特别想说的是选美的两宗罪——
第一宗罪是真的不好看。一个接一个的女孩，几乎一样的高，白，瘦，长发圆脸大眼睛，几乎一样的化妆和服装，没完没了地在台上来回走，这种表演实在是单调得要死。最糟糕的两个环节，一是泳装段——夏天还好，若在冬天，看那些女孩不合节令地暴露着缺乏锻炼的胳膊和大腿，挂着果冻般僵硬的笑，对着那些衣冠楚楚的评委们竭力取媚，真让人替她们难堪。二是才智段——白痴似的问题加白痴似的回答，还是果冻般僵硬的笑，甚至有时还没把泳装换掉，加倍的难堪，我觉得简直是惨不忍睹。
第二宗罪是伪善。所有的选美都标榜极高尚的宗旨，一般是为了世界和平，“地球小姐”声称是为了环境保护和人类生存，但关于谁最美丽的竞争如何能促进世界和平或改善环境，这中间的逻辑永远不能说清楚。美国电影《永不妥协》里戴过桂冠的女主角说：我说我将促进世界和平，其实在那一年里我只是替一两家超市剪剪彩；“地球小姐”的选手们觉得比赛的绿色主张很吸引人，却发现组委会的商业策划简直不择手段。那些高尚的标榜，在选手是天真，在观众是没人当真的噱头，在汲汲于商业操作的主办者来说，就简直是欺骗，是邪恶。
最暴露选美活动伪善本质的是发生在２００２年的“世界小姐”决赛移址风波：这次比赛原定在尼日利亚举行，但一则冒犯穆斯林民众的支持性评论引发严重暴乱，造成多达２００余人死亡。比赛仓皇移师伦敦，不顾呼吁暂停的巨大舆论压力，在一名加拿大小姐愤而退出、伦敦市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如期贩卖它的豪华香艳。为了商业利益，始而罔顾文化差异，继而对无辜死者毫无哀悼，这场“顽强”而冷酷的比赛宣布了选美活动彻底的道德破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打了中国人一个耳光。当这个已经臭名昭著的比赛在第二年空降三亚，却获得一片最热烈的欢呼，仿佛“世界小姐”就代表世界，各国小姐就代表各国，迎接一个商业性的选美活动就是走向世界，光耀中华。地方政府兴师动众，到底动用了多少资源不必接受监督；比赛创办者某某夫人做客央视《高端访问》，水均益用一派谄媚的表情告诉观众他确信对方是又一位举足轻重的国际要人，其可笑度让人联想起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没错，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坚持那么土——自居政治和文化的竹幕之后，根本搞不清形势也不想搞清形势，用“与国际接轨”的兴奋照出自己的委琐。
后来这比赛宣布将常驻三亚，想必这会被当地政府当作大回报，大政绩，虽然相反的解释是：除了中国的天涯海角之外，这比赛再也找不到别的落脚处，除了当地政府，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冤大头了。
泡沫总会破灭，“世界小姐”比赛被宣布已经“风光不再”是在２００５年，那时候我就颇幸灾乐祸了一番。至于今年的“地球小姐”，简直是不识时务——外国人都玩不转了的事儿，中国人再玩，还能糊弄谁？
选美已残，选秀正热，真的，和选美相比，选秀节目好看得多，那毕竟是一个个有些个性的活女孩。所以，别选美了，还是“超级女声”吧。 8月22日 洛伊斯案的示范
在美国反性骚扰的当代法律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案件，即发生在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８年的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该案漫长的诉讼过程与美国当代反性骚扰法律改革同步，它本身也作为第一个集团诉讼的性骚扰案而被称为“改变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 两位女作者经过对该案的三年研究写成纪实著作《集团诉讼》，２００４年在兰登书屋出版后受到广泛瞩目，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北方风云》获得２００６年度奥斯卡奖提名。该书中文版《洛伊斯的故事》和由前奥斯卡影后理查德·塞隆主演的电影均已引入中国，该案的操作实践及其涉及的相关法律，对中国反性骚扰法律的探讨推进或许颇有参考价值。 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 该案首席原告洛伊斯·詹森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在联邦政府的强制下，当地铁矿公司向女性开放井下岗位，洛伊斯成为第一代美国女矿工。但是，她及其同伴很快发现自己落入了对她们怀有深刻敌意的男矿工的包围中，并成为后者通过性羞辱取乐的对象。色情图画和文字、语言调戏、合谋捉弄甚至强奸威胁组成的恶意工作环境让她们深感困扰。 女工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都受到严重影响，但最初她们甚至并不知道自己遭遇到的是性骚扰。这个词在《纽约时报》７０年代中期发表一篇关于女权主义行动的报道《妇女开始公开反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之后才开始编入辞典，但因性骚扰而辞职的女性要求赔偿却缺少法律支持和先例。 逐渐地，法官开始将性骚扰认定为性别歧视，而根据１９６４年人权法案第七条，禁止雇主对雇员实施性别歧视，该规定是后来美国处理性骚扰案的源头依据。 雇主对恶意工作环境有责任 １９７９年，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发表论文《工作妇女的性骚扰》，指出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根源于性别权力，并首次提出雇主对恶意工作环境的责任。１９８０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就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制定联邦条例，其中写道：“下列情况下，非分的性要求及其他与性有关的语言或身体动作构成性骚扰：（１）明示或默示的表示接受上述行为是受雇的条件之一；（二）当事人接受或拒绝上述行为将决定他能否被雇佣；（三）上述行为对当事人的工作产生不合理影响，或造成一种压抑的、不好的工作环境。” １９８７年，一个发生在同一州的案例鼓励洛伊斯寻求司法救济，该案中的原告妇女遭到老板的性骚扰，法院判决公司赔偿她８０万美元并罚款２５０万美元，这是当时针对性骚扰的企业责任做出的最大赔偿判决。 集团诉讼与精神损害赔偿 起诉性骚扰的困扰之一是费用，该案中的办法是，原告与律师事务所约定，绝大部分代理费用将从胜诉后获得的赔偿中支取。律师代表洛伊斯向法院要求将案件列为集团诉讼，按美国的民事诉讼规则，集团诉讼案须符合三个条件：（１）集团一方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２）首席原告的请求或抗辩在集团一方中有代表性；（３）集团一方人数众多，集团诉讼可以实现司法效率。 在这之前，传统观点认为性骚扰只是针对个人，难以提起集团诉讼，但原告注意保留的照片和实物证据有力地说服了法官。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做出历史性的裁决，给予此案集团诉讼资格，即矿山若被认为存在恶意工作环境，则在一定时期内曾在矿山工作或向其求职的女性均可得到赔偿。 在前后，发生了另外两件对反性骚扰运动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一是当年１０月，最高法院就托马斯大法官性骚扰事件召开听证会，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通过电视直播接受了反性骚扰教育，反性骚扰开始成为国家共识；二是当年１１月底，美国国会对人权法案第七条进行修改，规定在歧视案件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大大提高了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惩治力度。总之，“性骚扰领域内的巨大变革已然发生了。” 隐私侵犯与举证困难 该案随后转入一个新阶段，即原被告双方就女工们是否因工作环境而遭受到了感情伤害而展开的调查、举证和辩论。 公司的调查和法庭质询让女工们受到巨大压力，她们一切隐私都被挖掘出来，痛苦的暴露和被歪曲让女工们感到自己遭到了象征性的强奸，而在她们这一方面，就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做量化举证很难。到这一阶段诉讼结束时，法官仅判决给予女工平均每人一万美元的赔偿，原告律师指责法官对女工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而列出的惩罚性赔偿过少。 这期间，另一个案子发出积极的信息，即从１９９６年起，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开始代理女工的性骚扰集团诉讼，其第一起诉讼后来使三菱公司付出高达３４００万美元的赔偿。 男人能公正吗 女工们显然遇到了一个对女人怀有敌意的法官，他的判决在上诉中被否决，该案的损害赔偿被交给陪审团重新决定，但诉讼规则禁止根据性别挑选陪审团成员，随机选出的十名陪审团成员中有八名男性。这种性别比让原告感到自己明显不利，并成为让已经精疲力尽的女工最终放弃诉讼转而接受赔偿和解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见，判决者的性别及其性别立场在性骚扰案中举足轻重。 另外，该案还再次提醒一个问题，即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长达１４年的诉讼给女工造成的损害甚至可能与性骚扰本身相比。 和解确定的赔偿额并不如人意，但铁矿公司已受到严厉惩戒，拒绝制定反性骚扰政策让它先后为该案花费１５００万美元，从此雇主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女性员工的劳动权利和性骚扰问题。 （本文资料均来自《洛伊斯的故事》，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8月17日 乱说“单身浪潮”只有出于异性恋婚姻本位，单身才是问题，“单身浪潮”才是话题。在这种本位观里，婚姻是所有人都该最终投奔的归宿，而单身只是在路上，是未解决，无论是就单身者个人还是就单身群体，都要关心一个“为什么”。然而单身为何就不能是一种与结婚对等的自足生活？单身者越来越多的现实正在挑战传统的婚姻本位观。
也就是由于这种传统的本位观仍然笼罩社会，甚至成为管理制度的基础，单身者在文化和法律上都不能得到完整的权利，才使单身不能成为自由选择。结婚被称为“成家”，不成家就等于不成年，在城市不能单独立户，在农村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土地，不管年龄多大都得在家庭结构上附属于父母。单身者没有生育权，想要孩子就得结婚，这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大龄单身男女无法跨越的困难。更普遍而隐秘的是单身者的性权利受到压抑，尽管她们并没有性忠贞的法律义务，但对非婚性行为的普遍容忍顶多到准婚姻程度：恋爱中稳定的一对一性关系，此外的各种性方式一概被负面化，于是，没有固定恋人的单身者尤其是女性，就在道德上不能有性，起码不能公开承认自己有性。
从观念到制度，单身都迄今受到歧视，总想收编单身的婚姻也未必妙。婚姻的危机其实深藏在近代那不彻底的人性解放：爱情开始被树为婚姻的合法化基础也肇始了它的脆弱，法律一边用婚姻框架责任，一边宣称感情破裂即可离婚，让婚姻成为高风险的投资，浪漫爱的面纱半掩付出与收益的患得患失。婚姻中人被要求承诺性与爱的一生忠诚，但当情欲越来越有条件流动，这种承诺也就越来越不可靠，台湾性学家何春蕤说“也许，越轨才是我们文化的常态”，这是在婚姻本位上希求稳定的社会还不知该如何应对的真相。
于是单身才有余地与婚姻在围城内外相望。这背后是一种也许从未有这么严重的惶惑，关于男女关系，社会一方面仍以其整体保守潜在强制其成员，一方面丧失了就这类惶惑给出信仰安全的能力，在这种潜在强制下没有学好宽容与独立的男女们分据金星和火星，发出的信息互不兼容。商业化宣扬可以把关系装载到各个节日、各种仪式和技术的消费里，其实是又制造了多一层的异化。
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匹配模式仍占主流，金钱越来越被看重而收入性别比越来越大，形貌的愉悦可以公然标价买卖，在拖着一条后腿的“社会进步”下，男人因阶层——经济能力而或被劣质化或占据更大优势，而总得回应男人需求的女人则遭遇到整体的焦虑，多歧的标准和完美女人的通俗神话让她们不知其可。最残酷的是时间也有性别：让男人增值而让女人贬值，无论是在单身还是婚姻中，怨望重重的更多是女人。
现在的单身者像秩序边缘的游移原子，显示这秩序已经越发没有凝聚力，也许一个新的秩序该是把所有原子都释放出来，让他们在对如何自处和如何互动的自主学习中找到安适，并且清醒安适总是在变动中。若想单身不是困难，结婚不是冒险，女人和男人得到身心自洽以及良好的两性伙伴关系的前提是，他们都不再受保守道德、性别定型和浪漫爱迷思，要把万千差异的男女装进有限僵硬模式的压迫。
8月1日 搞搞黄色化新闻变成半新的时候最有意思，因为这时候能看见新闻背后。两条半新的新闻，一是性学家李银河在南京的一个论坛上为一夜情、婚外情、虐恋、乱伦、多P……正名，一是某女作家在网上发文说冒死抵抗强奸是耻辱。
两个女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挑弄的正是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性道德。这根神经太敏感到紧张，稍碰就要超级震颤，所谓舆论大哗。不同之处在于，李银河是无意为之，更无意图之，她说的不过是她的一贯观点，从主张卖淫合法化到鼓吹同性恋婚姻，她惊世骇俗的言论何止一桩。这一次，她还是像以前一样，说过便罢，再不回应，任人对她笑且骂，有一则评论竟说她“没有心肝”，然后又自以为得意地解释说，“纵欲的人没有心肝”，这可是马克思韦伯的话。那位女作家就比较让人纳闷：反抗强奸是否会致死，这完全是不可预料的事情，从极端情境中强迫症似地推导普遍公理岂不是缘木求鱼。等新浪迅速把她谈论G点的博客置于新闻首页，等王干在博客上发表和她一边谈反抗强奸一边谈文学的公开信，这事件的炒作味就掩不住了。
一个无意，一个有意，一个不设防地被黄色化，一个亟求黄色化中的受瞩目。所谓黄色新闻，即以骇人听闻、煽情刺激为目的的通俗新闻，《美国新闻史》说黄色新闻是“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稍微细读一下关于李银河南京言论的《金陵晚报》报道，就会发现那是一篇典型的黄色新闻，它会这样写：“婚外恋和一夜情是都市生活中妨碍家庭幸福的‘毒瘤’，李银河却在现场为它们‘正名’……”“当有观众提到‘虐恋’这样敏感的话题，李银河竟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现场有些观众问的问题越来越‘敏感’，李银河的回答也越来越让人吃惊……”报道最后更挑选了两位反驳李银河的老人绘声绘形，其他观众是什么反应，李银河和他们有没有不那么情绪化的交流，却不可知。这种写作手法，说轻了是不顾客观报道的基本规范，说重了，是挑拨是非以为能，对李银河进行黄色化构陷。
于是，被黄色化的李银河就成了义愤靶子和嘲弄对象，她观点中维护性权利、梳理性道德的涵义和价值不再被理会。在此之前，她另一个类似的遭遇是关于厕所的：她提出厕所应不分男女，一时传为笑谈，但她总不是男女不分的白痴？其实她是要提醒，在空间的性别划限中，应该考虑占人口6%左右的跨性别人的需求。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权益，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就在黄色化中再次被漠视了。
这一次，李银河最犯忌之处在于涉及了乱伦，大概最不可说的话题，然而，性学就是从禁区入手，在性学家那里，乱伦不过是亲属性关系、跨代性关系的通俗说法，并非不可分析溯源，遗传科学确实比乱伦禁忌后起得多，甚至更彻底一点，李银河所说的道德理由也是后起的，据巴塔耶《色情史》等，亲属关系和乱伦禁忌都出于私有制建立时，男人为占有和分配财产及女人而做的制度设计，是男权历史的产物。李银河的错误是把学术普及过度，小众和大众全不接轨，专爱操弄道德波澜的黄色新闻就趁隙而入。
至于某女作家，高明不高明处都在于混淆。强奸也是一种暴力，反抗它并不一定等于捍卫“贞操”，也不一定等于服从男权逻辑，对受暴危急中的当事人，反抗不反抗都无对错可言，已知后果时再就一个惨剧追究应对策略，不是清醒是冷酷，责备受害者才是男性思维。然而，就要这样常识错乱、论证粗暴、结论偏执，才因能带来争议快感而吸引观众，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过的：大喊“一加一等于三”，于是吸引来一堆人更大嗓门地喊“一加一等于二”，随之一场混战，一地鸡毛。
这两场是非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搅动和浮现了中国性存在的真相百态。仍有人在强求贞操，仍有人坚持诅咒婚外情，仍只有道德保守主义敢于公开地理直气壮，而那些大量活跃的，异性恋婚内性之外的性，仍然灰色地只可做不可说，否则就会受千夫所指。所以这个真相的实质，倒是虚伪。至于女权/女性主义，还是可以作为罪名被讨伐，不管它是否其实在被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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