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电台节目有感

天津电台“滨海直播间”节目的一位记者看了我的博客之后，邀请我参与他们的一个直播谈话节目。

这是一个为期一小时的午间广播节目，我所做的是在家里接起电话，然后就能听到节目内容，并能随时发言，主持人是一位女性，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位名为裴钰的男嘉宾，另外她还接入几个听众电话。

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了解这节目的安排，实际上该节目是按照大众媒体的习惯，邀请了两位观点截然不同的嘉宾。而尴尬就出在这里。

所谓尴尬就是，那位裴钰一直都在努力不让我说话。只要我说话，他就插话、打断、反驳，即使主持人说明是向我提问，他也要抢着回答。

后来我不得不开始提出：“我可不可以说完”，也有接入的听众提出“嘉宾应该让人把话说完”，主持人亦提示不要同时说话，否则听众无法听清，但他仍然不放弃这种做法，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又专门说明最后三分钟请我发言，显然是给我的补偿，但这位裴钰还是依然故我，当我提出“这是我的时间”、主持人亦赞同之后，他的说法却是：咱们这就是在PK麻！”

于是节目最后在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中结束，主持人总结时说：嘉宾讨论得很热烈，虽然很多话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没有听清。

这实在是有些滑稽而且幼稚。我有些惭愧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角，也许我可以更“矜持”一些，让对方爱说说去，但这种选择未免也太女人气了。我更遗憾的是没有向这位裴钰说清楚，我们并不是在“PK”，不是在比赛，不是在竞争最佳辩论奖，而是在谈话，冒犯谈话规则是没有礼貌的表现，何况还有那么多听众。而倾听是交流和理解的前提，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所一味声讨的那位声称想当“三奶”的“我是农家女”都一样。

节目结束之后即接到电台记者的电话，对没有让我充分阐述表示歉意。其实，我是不会在意的，这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我一向认为这类活动都是“游戏”，在媒体已经制定了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我来“玩一玩”，既然我的观点是否能完全传达并不决定于我，对其效果我也从来就不是那么期待，我愿意诚恳表达，但未必正统地对这些事儿“认真对待”。第二，我知道受众会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很可能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未必取决于我们自己对“表现”的感觉——说得越多，表现越强势，就越能获得支持？不一定。在这方面，有意思的是，主持人接入的听众发言几乎全部是反对裴钰的观点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也很有力量。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虽然我见的世面也不是那么多，但类似这种遭遇对我来说也算是司空见惯了。霸占抢夺发言时间、不让别人说话而自己说太多的人经常能遇到，他们有时候咄咄逼人，有时候傲慢冷漠，有时候自以为幽默卖乖，而共性则在于，他们既不尊重会议和主持人，更不尊重其他参与者，自我中心却罔顾他人的感受。他们参与讨论的目的就是自我表演和满足胜过别人的成就感，而不是了解不同观点、扩充自己的知识或形成共识，由于他们抗拒在满脑袋的珍贵成见之外再容纳其他，又强势压抑别人的表达，这种人的发言往往会对讨论形成破坏，并且让其他人感到沮丧。

在女权主义看来这种作风是一种典型的男性文化，虽然男人并非都如此，但我所遇到的有如此表现的男人占了绝大多数，当然，能实践这种文化必须拥有权力的自信，不是官员就要是知识者。

这些人的观点和逻辑也具有共性，例如：他们总是标榜自己关注的是“普遍性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或者“客观真理”；他们从不认错或接受建议，在遇到质疑时只有更强烈地反击，或者转移话题、修改自己的观点而不顾自相矛盾；他们往往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保守性，抵制变革和激进的主张；当然，他们也总是攻击女权主义，虽然他们对女权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对其提出种种指控，或者提出一些无意义的现象（例如“在我家都是我老婆管钱”之类）加以扰乱。

（在这个节目中听到裴钰对“女权主义”的一堆指摘时，我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并未使用这一身份，而且并不觉得这个议题需要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虽然其中有明显的性别因素。他显然是把“你们女权主义”当作一个负面词来用的，当然在大众媒体中使用这个词也很容易获得负面化的效果。他称女权主义就是要让世界大同、脱离实际、太理想化，“就算是美国、西欧也不可能做到”。）

和这些人是无法对话的，因为他们不要对话，而且也不具备对话的基础——共同的态度和共同的话语。例如“世上没有客观真理”这个认识，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是基本的，但他们就理解不了。尝试和这些人对话的结果就是让你疲惫，感到自己是在鸡同鸭讲、浪费时间。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往往你又很难保持沉默，或者自感不应沉默，因此，貌似性价比较高的选择就是回避和这些人遭遇交锋，可问题又是，这类人很多……

“自说自话”、“小圈子”，这是中国女权主义经常遇到的指责，但这些指责者忽略了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语境，而且，我基本相信，提出这些指责的人，他们自己就不打算真的去听女权主义的声音。女权主义者应该参与公共对话，并且应该努力学习对话的策略，这是没错的，但另一方面，在不友好的语境下，不能不重视对这种参与的效率及风险的评估——你并不能真的有效传播自己的观点，反而可能会遭到歪曲和伤害，然而你的时间却是多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看重的是凝聚可能的共识——对那些想听也能听懂的人说话，此外由他去，像一个笑话里说的：你就让他认为三七二十八去吧，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该期节目有一个整理版，远非实录：

http://bhzbj.blog.sohu.com/99983825.html

前两天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作者声称是出身农村的女性，虽大学毕业，却仍在穷困中挣扎，还要背负周济家庭的沉重负担，并由此对自己的同命人发出“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告诫。

就此新闻我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提出这一故事反映了一系列普遍的社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社会保障缺乏、学费昂贵、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等，并认为“这样的故事所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至今仍存在出身的鸿沟，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支持性措施去弥合这鸿沟？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理应得到机制性的修复，而不是指望个人凭借自身奋斗去克服——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并不具有超常的天分和毅力，也不会特别幸运，但我们都仍有权享受一样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针对我的文章，今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别借宁做三奶不嫁穷人制造制度悲情》，认为像我主张的那样“放弃‘逆境奋发’，拒绝‘加倍努力’，坐等权利自动演化生成，‘农家女’就注定一辈子两手空空。” “权利只有从神话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我们对权利的主张和抗争之后，它才能济世救人，但也只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完全寄希望于救世者关心，暗示底层可以坐等，其实是导国人走上歧途。”并举例说“无数打工者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无数白领在写字楼里加班加点，这是中国的活力之源，也正是中国版的个人奋斗。很难想像，没有个人奋斗，中国梦能圆。”

在讨论我和这位作者的分歧之前，首先应该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权利？简单的说，权利就是社会成员正当的、合理的需求，尽管社会成员具体拥有哪些权利、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规定和限制，但是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应该是普遍的、不可剥夺的和理应受到保护的。有些人在谈论权利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其和“义务”一词并举，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但基本权利的要求是无须以承担义务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要生为人，你就理应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和你生在哪里、做了多大的社会贡献无关。另外，所谓权利主张，就意味着要求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提供充分的保障和支持，以促进其权利的实现，维护其权利的享有，因此，权利主张的核心是个人基于其权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对制度和权力者提出的问责，权利话语的焦点不在于个人义务，而在于个人享有，在于体制设计者、资源分配者、权利保障者——国家、政府、权力部门的责任。

权利主张和市场竞争是两回事，虽然它并不排斥后者，它所要求的是平等的起点、良好的规则、充分的发展自由和公平的结果。如我此前所说的，兼具良好的权利保障和良好的竞争环境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拥有超出常人的能力和机遇，那么你就可以拥有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你也可以享有基本的安定和自由，或者如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说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

至于“个人奋斗”，这在中国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非常具有历史意味的观念。它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为个人（城市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将高等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等变为高价商品，追求经济成就却对经济秩序和劳动条件缺乏监管，同时仍然坚持城乡二元体制和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从这一视角看“个人奋斗”观念的主流化，实在是别具意味——它赦免了政府对保障基本权利和公平分配资源的义务，回避了问责，却将生存发展的压力全部放在个人身上。确实有少数案例为“个人奋斗”提供了论据，然而在这些案例背后，“沉默的大多数”却有另外的版本，因为种种的不公平、种种的权利缺失，让“个人奋斗”对他们来说只是神话。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的打工者——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己却难以摆脱脆弱的生存境遇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原因当然不是他们不“奋斗”，而是制度——无论是关乎权利的，还是关乎竞争的——的问题。我要说，面对这些人宣扬“个人奋斗”而不去关心他们的权利窘境，构成一种虚伪的、不公平的、压迫性的话语。即使对于已经占据了资源优势城市居民来说，生活中也充满不安全感，因为看起来体面的中等收入其实难以抵挡种种可能的风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情况难道是正常的吗？我们是否应该反观到底是什么机制障碍造成了贫困者的绝望和普通人的惶恐，归因于“个人奋斗”与否只会让责任者脱逃。

“美国梦”也是在鼓吹个人奋斗，“美国梦”更是对那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膜拜——它告诉人们，这个国家为每个个体都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机遇，在此基础上只要你努力就能取得成功。当然“美国梦”也是个神话，因为美国的制度并不真的那么美好，但是，不管是批判还是推崇“美国梦”，我们自己恐怕还没有鼓吹“中国梦”的资格，因为我们应该自知我们的发展路径、资源分配、机制安排……有多少问题，远不能令所有人得到平等自由发展的机会。

至于为权利而斗争（或协商），这是权利实现的必需过程，但其前提是确认权利缺失的现状、确认权力者对改善现状负有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关于权利的斗争是无法起步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底层人的斗争空间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备他们“坐等”权利，相反，应该做的是支持他们，并和他们一起从问责开始。

杨于泽：别借宁做三奶不嫁穷人制造制度悲情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12日08:06 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一个网名“我是农家女”的女孩，近日自称出身落后地区贫苦农家，全家辛辛苦苦供她上了大学，但因为不算漂亮、英文不济，只找到月薪1800元的工作，看到身边有人跟穷人结婚而背负沉重负担，于是奉劝女界“宁做三奶，不嫁穷人”。

　　对此，主流声音除了同情就是理解。有人感慨，“农家女”喊出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有人说，道德对于贫穷者是一件奢侈品，“宁做三奶，不嫁穷人”是一种“挣扎与抗争”。北京一位性别研究学者嘲弄“逆境奋发”的可行性，肯定了“宁做三奶”的选择，并呼吁改变现行体制，说“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理应得到机制性的修复”。

　　对“农家女”的理解和同情，其实很缺乏诚意，因为“农家女”老大不小，急于过上幸福生活，等着择人而嫁，体制改革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农家女”只剩一条路，即在取得社会谅解之后，嫁给有钱人做二奶或三奶，则媒体评论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很可惜，做二奶三奶亦非易事。有个促狭鬼发了一个帖子，向“农家女”发出了招安之请，但他声明：“我对女人一向很挑剔，不但对她们的身高、体重、三围等条件有严格的限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年轻。”做不做二奶三奶，非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可一厢情愿，有钱人自有他们的要求。即便大家全都年轻漂亮，而金龟婿有限，做成二奶三奶仍属机会难得。

　　变革不合理体制，给国民平等的发展机会，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荒唐的是，在有些学者那里，似乎体制会自动演化变革，或者有救世主负此专责。他们完全否定了底层参与的必要性，意思是人们可以坐等发展机会，坐等社会保障“机制性的修复”。穷女不嫁穷男，把希望寄托到找二奶三奶的富人身上，其实也是对主体的否定。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今天中国人享有经济自由、财产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三十年参与改革的回报。若要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人人获得发展机会，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张，主动争取。如果真像北京性别研究学者主张的那样，放弃“逆境奋发”，拒绝“加倍努力”，坐等权利自动演化生成，“农家女”就注定一辈子两手空空。

　　北京奥运会期间，英国《泰晤士报》断言，“中国梦已经取代美国梦”。美国梦，是通过个人奋斗、公平竞争，让自己过上富裕生活，实现人生梦想。中国梦可以另辟蹊径，而不提倡个人奋斗吗？《泰晤士报》说，中国经济可能会落后于美国，但它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它的社会活力远超过美国。无数打工者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无数白领在写字楼里加班加点，这是中国的活力之源，也正是中国版的个人奋斗。很难想像，没有个人奋斗，中国梦能圆。

　　我们应当呼唤机会均等，应当推动体制变革，但不要制造权利自动济世、权利自动救人的神话。权利平等是很重要的，它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权利只有从神话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我们对权利的主张和抗争之后，它才能济世救人，但也只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完全寄希望于救世者关心，暗示底层可以坐等，其实是导国人走上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