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er's profile朝阳路上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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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3 一首诗：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之二 《东科克》
一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隆替演变 屋宇建起又倒坍、倾圮又重新扩建， 迁移，毁坏，修复，或在原址 出现一片空旷的田野，或一座工厂，或一条间道。 旧石筑新楼，古木升新火， 旧火变灰烬，灰烬化黄土， 而黄土如今已化为肉，毛，粪， 人和兽的骨，麦秆和绿叶。 屋宇有生也有死：有建造的时候 也有供生活和蕃衍生息的时候， 有给大风吹落松弛的窗玻璃 摇动田鼠在来回奔驰的护壁板 吹起绣着沉默箴言的破挂毡的时候。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此刻阳光 掠过空旷的田野而隐去，留下深巷 任繁密的树叶把它掩住，你在暮色苍茫中 倚着岸堤，一辆货车从身边驶过， 深巷固执地向村里伸展，在炙人的暑热中 村子已摧入梦乡。在暖烘烘的氤氲里那燠热的光 被灰色的石头吸收了，而不是折射。 大丽花丛沉睡在空阒的寂静中。 等待着早来的枭鸟。 在空旷的田野 假如你不走得太近，假如你不走得太近， 在一个夏天的夜半，就就能听到 那轻柔的笛子和小鼓的音乐， 看见他们围着篝火跳舞， 男人和女人结对而舞，着是在举行婚礼—— 一种庄严而方便的圣礼。 一双双一对对，必然的结合， 他们互相手拉手或臂膀挽着臂膀 表示情投意合。一圈又一圈地围着篝火 或加入舞伴们的圆圈，或穿过熊熊火焰 婆娑起舞，质朴而严肃，或发出村野的笑声 提起穿着笨拙的鞋子的沉重的脚， 泥脚，沾着沃土的脚、 沉浸在村野的欢乐——那久远以来 在地里滋育谷物的人们的欢乐之中。 他们按着生命的不同季节安排生活一样。 有四季更替和星辰出没的时间 有挤奶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 有男人和女人匹配成婚的时间 也有野兽交配的时间。两脚提起和放下。 吃和喝。拉撒和死亡。 东方破晓，另一个白天 又为炎热和寂静作准备。晨风在海上 吹起了波纹，掠海而去。我在这里 或在那里，或在别处。在我的开始中。 二 迟留的十一月 需要春天的困扰吗？ 需要夏暑的创造物 和那脚下缠绕的雪花吗， 需要那一心想扶摇直上 却由红变灰终于跌落下来的蜀葵， 需要那盖满了初雪的凋零的玫瑰吗？ 流驰的星星敲响了雷声隆隆 好似意气洋洋的战车 部署在群星会集的战斗中。 天蝎星攻打太阳 直打得太阳和月亮沉落 彗星暗暗哭泣而流星飞驰 追逐在一阵旋风中旋转的苍穹和大地 在冰雪君临大地之前旋风就将世界 卷向燃烧着的毁灭之火。 这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但不太令人满意： 用一种陈旧的诗歌形式进行一次转弯抹角的研究， 而把人们始终留在一场跟语言和涵义 作无法容忍的扭打中。诗歌无关宗旨。 这并不是（重新开始）人们过去所期待的。 人们多年期待的东西，它的价值将是什么， 多年企望的平静，秋天般的平静 和老年的睿智，这一切又将有什么价值？ 音容消寂的前辈他们遗赠给我们的只是欺骗的诀窍， 他们是骗了我们还是骗了他们自己？ 平静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愚騃, 睿智不过是懂得一些已经失效的秘诀， 对他们在黑暗中窥视黑暗 或置黑暗于不顾都没有什么用处。 在我们看来，来自经验的知识 似乎只有一种有限的价值。 知识把一个模式强加于人，然后欺骗人， 因为模式在每一瞬间都是新的 而每一瞬间又都是对我们以往的一切 作出一次新的骇人的评价。我们只是因为欺骗 已不再能伤害我们，才没有受骗而已。 在人生的中途，不禁在旅程的中途 而且是全部历程，我们都在黑暗的森林中，荆棘中， 在沼泽的边缘，那里没有安全的落脚点 而且受到各种魔怪和虚幻的光明的威胁 引诱你去冒险。别让我听取 老年人的睿智，不如听他们的愚行， 他们对恐惧和狂乱的恐惧，他们对财产的恐惧， 对属于另一个人，属于别人或属于上帝的恐惧。 我们唯一能希冀获得的睿智 是谦卑的睿智：谦卑是永无止境的。 屋宇房舍都已沉入大海。 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 三 啊 黑暗 黑暗 黑暗。他们都走进了黑暗， 空虚的星际之间的空间，空虚进入空虚， 上校们，银行家们，知名的文学家们， 慷慨大度的艺术赞助人、政治家和统治者， 显要的文官们，形形色色的委员主席们， 工业巨子和卑微的承包商们都走进了黑暗， 太阳和月亮也暗淡无光了，哥达年鉴 证券市场报和董事姓名录都黯然失色了， 感觉冷却，行动的动机也已经消失。 于是我们大家和他们同行，走进肃穆的葬礼， 不是谁的葬礼，因为没有谁要埋葬。 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让黑暗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准是上帝的黑暗。正如在剧场里 为了变换场景，灯光熄灭了， 舞台两厢一阵沉重的辘辘声，在黑暗里 随着一番黑暗的动作，我们知道 群山，树林，远处的活动画景 还有那显目而堂皇的正面装设都在移走—— 或者象一列地铁火车，在地道里，在车站与车站之间停得太久 旅客们交谈之声纷起，又逐渐消寂于静默， 而你在每张脸孔后面看到内心的空虚正在加深 只留下没有什么可想的恐惧在心头升起； 或者像上了麻醉以后，头脑清醒却无所感觉—— 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耐心等待但不要寄予希望， 因为希望会变成对虚妄的希望； 耐心等待但不要怀有爱恋， 因为爱恋会变成对虚妄的爱恋；纵然犹有信心， 但是信心、爱和希望都在等待之中。 耐心等待但不要思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思索： 这样黑暗必将变得光明，静止也将变成舞蹈。 潺潺的溪水在低语，冬天有雷电闪烁。 野百合花和野草莓没有被人赏识， 花园里那曾回想过当年狂喜的笑声 如今尤未消寂，但是在要求并暗示 死亡与降生的痛苦。 你说我是在重复 我以前说过的话。我还要再说一遍。 要我再说一遍吗？为了要到达那儿， 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离开现在你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经历一条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 为了最终理解你所不理解的， 你必须经历一条愚昧无知的道路。 为了占有你从未占有的东西， 你必须经历被剥夺的道路。 为了达到你现在所不在的名位， 你必须经历那条你不在其中的道路。 你所不了解的正是你所唯一了解的， 而你所拥有的正是你所并不拥有的， 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四 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 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 在流血的双手下我们感觉到 医生满怀强烈同情的技艺 在揭开体温图表上的谜。 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 如果我们听从那位垂危的护士—— 她坚定不移的关注不是使我们欢欣 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蒙受的灾祸， 一旦灾祸重临，我们的病必将变为沉疴。 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医院 由那个不幸的百万富翁资助， 在那里，如果我们的病况好转， 我们就将死于专制的父爱的关注， 它须臾不离引导着我们，不论我们身在何处。 冷意从两脚间升向膝盖， 热度在精神的弦线中歌词。 如果使我暖和起来，那么，我准会在 寒冷的地狱之火中站立而冻僵， 炼火的烈焰是玫瑰，而浓烟是多刺的荆棘。 滴出的血是我们唯一的饮料， 血腥的肉是我们唯一的食粮， 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乐于称道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结实而又健康—— 同样，尽管如此，我们称道这个星期五好。 五 我就在这里，在旅程的中途，已经有二十年—— 二十个大半虚度的年月，介于两次大战的年月—— 试着学会使用语言，而每一次尝试 都是一次完全新的开始，也是一次性质不同的失败， 因为你不过是为了叙述那已经不必再叙述 或者你已经不想再那样叙述的事情 而学习怎样驾御语言的。所以每次冒险从事 都是一次新的开始，一次用破敝的装备 向无法言述的事物发动的袭击，最后总是溃不成军 只留下不准确的感觉乱作一团， 一群没有纪律的激情的乌合之众。 而那需要你用气力和谦逊去征服的一切， 早已被那些你无法企及的人们 一次或两次，或好多次所发现——但是没有竞争—— 只有去找回那已经失去的东西， 但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又去寻找， 这样循环反复的斗争。而现在似乎处于 不利的条件之下。但也许既无所得也无所失。 对于我们，唯有尝试自己，此外则非我们所能为力。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 世界变为陌路人，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 那已与我们隔绝——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的， 不是那感情强烈的瞬间，而是每瞬间都在燃烧的一生， 不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 那些如今无法辨认的古老石碑的一生。 有在星光下的黄昏时刻， 有在灯光下的黄昏时刻 （在灯下翻阅相片薄的黄昏）。 为此时此地无关紧要之际， 爱最近乎它自己。 老年人应该是探索者， 此地或彼地无关大局， 我们必须静静地继续前进， 越过黑暗的寒冷和空阒无人的废墟， 越过波涛的呼啸，大封的怒号， 海鸟和海豚的浩淼大海，进入另一个感情的强度， 为了获得更进一步的一致，更深入的交流。 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汤永宽 译 December 19 性骚扰无预防即是过错性骚扰无预防即是过错 自从性骚扰于1995年被写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它就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在不断提升，众所周知的是，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仍然十分艰难。有一些勇敢的女性走上了诉讼之路，然而结果却几乎都是相同的：无法认定性骚扰，更无法让骚扰者受到真正的惩治。 关键问题是，除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宣示之外，《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为防治性骚扰提供真正有力的法律武器，性骚扰的定义和法律责任在国家级法律中是空白。弥补空白的任务只能交给地方法规，至今有23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其中有两个地方在性骚扰方面有所突破，一是陕西：对性骚扰给出实质性定义，明确违背妇女意愿是性骚扰的构成要件；二是四川，指出用人单位对性骚扰的发生负有责任，如有过错应当赔偿受害者。 这两个地方法规无疑为中国的反性骚扰法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违背妇女意愿是色情信息或性要求是否构成性骚扰的重要标准，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把自愿交往和性骚扰划清界限；而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则是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关键，一方面从法理上来说，劳动者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意味着用人单位未能为其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因此理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从实务上来说，只有用人单位行动起来，才能找到预防和惩治性骚扰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具体而言，用人单位对防治性骚扰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认定用人单位在性骚扰发生中具有过错？这至今仍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受害者举证和索赔仍然会相当困难。因此，北京市近日公布的北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再次显示出突破性的价值，因为它首次明确“单位未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的，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对于性骚扰的发生，用人单位无预防、未制止就构成过错，就应该赔偿受害者。 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会提高受害者通过法律诉讼获得赔偿的机会，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当事人不需要为不存在的事实举证，也就是说，受害者不需要举证说明用人单位没有采取防治措施，而用人单位却需要充分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否则就会被认定有过错，这样，受害者取得法院支持就容易多了。其次，它将相当有力地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和改善性骚扰防治机制，以免一旦发生性骚扰自己被判有责，而一旦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性骚扰的发生率和危害性都会降低。再次，它让受害者更容易获得赔偿，她可以将用人单位和骚扰者同时列为索赔对象，只要法院能认定性骚扰，那么用人单位就必须为骚扰者的行为“买单”。 无预防、未制止就是过错，这一反性骚扰法律原则的确立，或许将从此改变面对性骚扰事件中用人单位漠视、姑息、推诿的普遍现象，要知道，对于受害者来说，最使之寒心的往往不是骚扰的发生，而是令骚扰者无所顾忌的工作环境，是单位对举报置之不理、敷衍塞责甚至反过来责备和惩罚受害者的态度和做法，这在以往的一些案例报道中屡见不鲜，也因此，许多受害者选择了隐忍，因为她们知道举报也没有用处甚至会让自己更倒霉……今后，或许这一切将会逐步改变了。 那么，什么是用人单位应该建立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在预防方面，该实施办法提出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将反性骚扰条款写入劳动合同，在制止方面，该实施办法提出“女职工委员会在接到投诉时，应当进行调查、登记备案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但是，女职工委员会是工会分支，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并不具有直接制止性骚扰的权力，何况目前很多用人单位并未建立女职工委员会。在还不具备建立参与式的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的情况下，将单位内部处置性骚扰的职权归于人力资源部门应该是现实的选择。
December 05 同龄退休问题的权利基准该文针对新京报2008年10月4日《延时退休：让妇女自己选择》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8/12-04/008@020101.htm
北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关于“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的规定，再一次让人们关注延迟退休的问题。 不过，我想提醒的是，该送审稿所涉并非一般的延迟退休，而是一部分妇女在现有政策下理应享有的同龄退休权利，它不会导致普遍延长工作年限或者妇女退休年龄超出现有政策规定。 同龄退休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多数情况下男女不同龄退休，差别在5-10年不等，这其中，只有处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女知识分子的同龄退休问题才凸显出来，原因是有关政策允许她们在本人自愿、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同龄退休，而这一政策却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引起了许多纠纷甚至诉讼，由此才导致在退休普遍不同龄的情况下，同龄退休却似乎成了这些妇女的专属议题。 以上介绍或许有助于我们澄清这样的误会，即仅主张一部分妇女同龄退休，是否忽视甚至“歧视”了其他妇女的权利？答案是否，原因是现实而无奈的：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只有这一部分妇女的同龄退休权利才有可能争取和维护，而其他妇女还没有类似的空间。此外还有这样一种疑问，即如果对这一部分妇女实行同龄退休，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妇女也得同龄退休，然而她们可能并不想这样？答案也是否，因为她们的身份、级别、岗位不同，目前所面对的退休政策是不一样的。或者更明确地说，这种同龄退休主张不牵涉妇女内部的意愿差异和利益冲突。 当然更进一步的主张是在所有情况下男女均应同龄退休，因为以性别为由的区别对待是一种明显的歧视，即使区别对待的初衷是保护或优待。对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已有规定：“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另外，还应该彻底取消僵化过时的身份和级别划分，仅以职业和实际岗位确定退休年龄。 日前新闻已报道，劳动部正在考虑逐步延长男女退休年龄至65岁，这一将延迟退休与同龄退休结合起来的激进设计引起了强烈的争议，许多人提出这不符合一部分人的意愿，应该允许人们自愿选择是否延迟和同龄退休。将人群的差异性愿望纳入退休制度改革的考量中、保持退休年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人士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中国妇女普遍只有比男性早退休的“权利”，却没有同龄退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还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愿选择。只有首先给予妇女同龄退休的权利，然后她们才有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 所以基准的问题或许是简单的：妇女到底有没有和男性同龄退休的权利？妇女符合政策的同龄退休要求是否应该受到支持？权利视角要求我们回归到当事人的主体，回归到公平对待的出发点上去看待社会问题，而不是用想象中的意愿差异或利益冲突去抵挡基本权利的实现。决策者尤其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妇女及所有人平等享受劳动权利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December 01 认识一下“游击队女孩”（下）Q.一个艺术家怎么才能混出来？ Romaine Brooks: 即使没有歧视，艺术家成功也不容易。 Alma Thomas: 你在工作室里创作，然后带着作品跑画廊，它们只为一小部分艺术家做代理并出售他们的作品。有时画廊一周能接待几百个满怀希望的艺术家。你还要努力让博物馆关长对你的作品感兴趣，博物馆是购买和收藏艺术品的非赢利公开机构，它们和画廊相互影响，能在博物馆展出的画家比画廊更少。批评家通过评判你的作品来推动这个过程。获得他们的注意非常难，因为展览比评论多得多。艺术收藏家从画廊买艺术品，还坐在博物馆的会议桌前或委员会里，建议他们收藏什么，也接受博物馆的建议。要靠艺术生存，女艺术家就不得不谄媚这个体制。 Diane Arbus:博物馆和画廊倾向于只展示那么一小撮艺术家的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和白人。 Q.但是，艺术评判不是个水准问题吗？如果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真的很棒，为她们就不能靠自己出人头地？ Lee Krasner: 能进入博物馆和历史书的高雅艺术是被很少的一群人所主导的，我们的的招贴画已经一再证明，这些人不管是不是够聪明或善意，仍对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有偏见。 Romaine Brooks:要在艺术方面成功，运气、时机和够出色有才一样重要。为什么看起来走好运的总是白种男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从历史到现在，体制就是为了支持白种男人艺术家而建立的，好运只属于他们。西方过去实行保护人加工作室的艺术制度，现在也没什么区别，虽然保护人不再是皇家宫廷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变成了支持特定艺术家的画廊老板、收藏家、批评家和博物馆。只要有足够的钱投到某个艺术家身上，每个人都会发动起来把这艺术家的名字列在前头，从而让他进入历史。然后那些用这种办法成功的艺术家就开始定义什么是艺术水准。 Alma Thomas:“水准”总是被用来让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出局。 Q.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艺术和白种男人艺术有不同吗？ Alice Neel:艺术是经验的表达，如果大家都承认性别和种族影响到经验，那么很自然她/他们的作品会不一样。 Ana Mendieta:我们还为另外一件事而斗争，我们认为博物馆和画廊里的艺术品应该反映我们文化的全貌，我们真实的文化，而不只是白种男人的那一部分。 Q. 艺术界对待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方式是特例，还是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Rosalba Carriera: 很多人相信艺术是特殊的，超越陈规束缚的。虽然艺术可能会有一点超越性，但它仍可能被跟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的规则所支配，我们认为这里有公民权利的问题。 Zora Neale Hurston:几个世纪以来，妇女和男性有色艺术家被拒绝通过平等的途径成为艺术家，但仍有非常多精彩的例外，即使这些人被博物馆忽视，被历史书抹杀！ Paula Modersohn-Becker: 被用得最多的教科书《詹森艺术史》, 在詹森本人去世之前没有提到一个女艺术家，后来他的儿子做了修订，在2300个女艺术家里挑出了19个，好多。 Gertrude Stein: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高雅艺术是走在大众文化前面的，但所有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它一点不前卫，而是很落后。看看我们招贴画里的对比，从事传统男性职业的妇女比在主要的艺术画廊获展的妇女（比例）要多，巴士公司比纽约市的画廊更文明，艺术界比邮局更男人气。 Q. 所以你们不能只是呆在工作室里，苦苦工作着指望受到注意？ Meta Fuller:当然，所有对公民、妇女和同性恋权利运动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进步只能是施压、抗议和斗争的结果。 Q. 你们真的想重写艺术史，把那些我们熟悉喜爱的白人男画家都删掉吗？ Georgia O'Keeffe: 是又不是。历史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它总是需要调整和修订，那种把一个时代的艺术简化成只有少数天才及其杰作的做法是短视的，是巨大的错误，另外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我们不是要忘掉伦勃朗和米开朗琪罗，只是想把他们挪开一点，给我们其他人腾些地方！ Q. Hilton Kramer（观点保守的艺术评论家）称你们是“配额女王”，你们真的认为所有的展览都必须有50%的妇女和有色艺术家？ Zora Neale Hurston:我们从来不说配额，或者我们总要说配额。我们从来不批评一个机构没有让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占50%，但我们羞辱他们，因为他们给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机会不到10%。 Georgia O'Keeffe:为了补偿迄今艺术史中发生的这些事，每个展览都应该有99%属于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当然只需要坚持400年。 Q. 你们讨厌用来描述艺术的语言，杰作、创造性的、天才这些词儿有什么错？ Frida Kahlo:如果“杰作” （masterpiece）一词只能用“主人”（master）做词根，而“主人”被定义为“控制权力的男人”，你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反对它。考虑到奴隶制的历史，我们建议把这个词改为massa（主子，黑人对奴隶主的称呼）和massa's piece（主子的作品）。 Lee Krasner: 用simenal这个“精液”的形容式来描述创造性的成绩和创意实在是太过分了， 哎，想想它就让我嘴巴里有一股怪味。 Tina Modotti: 下次再有人想用seminal这个词时，可以试下用germinal（胚胎一词的形容式）代替。 Anais Nin: “天才”这个词和拉丁语中的“睾丸”一词有关，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几乎不用来形容妇女。 Q.如果艺术界是如此的堕落可恶，你们为什么还希望成为它的一部分？ Kathe Kollwitz: 游击队女孩本身完全不希望去分馅饼，我们是多元的团队，成员的年龄、种族、性倾向和在艺术界的成功程度都不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炸掉苏活区，一些人已经在博物馆搞过回顾展。我们一致同意的是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值得分一块馅饼，而且不应该被阻止分到一块更大的，如果以后她/他们会那样的话。 Violette LeDuc:攻击我们想分馅饼的人往往自己就占了馅饼的大部分，他们不会攻击其他领域的妇女，比如想成为合伙人或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法学毕业生。 Q.你们对色情描写的立场是什么？ Anais Nin:我们打算在我们就它是什么达成共识之后立即有一个立场。 Q.关于审查制度呢？博物馆应该展出淫秽和冒犯性的艺术吗？ Rosalba Carriera:那当然，如果其中有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作品的话。 Q. 关于女男同性恋的议题呢？ Romaine Brooks:我们支持女男同性恋的权利，我们其中一些人是酷儿。 Gertrude Stein: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招贴画涉及女男同性恋的议题，比如我们呼吁极右派去接受心理分析，以确认他们对Robert Mapplethorpe（摄影家，曾因表现男同性恋色情而引起关于是否应给予其公共资助的争议）如此感兴趣的根源。 Violette LeDuc:我们声明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控性骚扰的大法官，见前）应该把他自己要求的隐私权拓展到同性恋身上。 Alice Neel: 我们在我们关于自然法的解释中嘲弄恐同症的艾滋偏执狂。 Vanessa Bell: 第一期《潮热》嘲笑了《纽约时报》报道女男同性恋时的清教徒式语言。 Georgia O'Keeffe: 我们希望看到关于女同性恋性存在的艺术像关于男同性恋性存在的艺术一样被严肃对待，现在正在开始这样。 Q. 面具让你们不用为自己提出的指控承担责任？这不是胆怯吗？ Rosalba Carriera: 事实上，我们从戏弄开始的，是在愤怒中对建设性的实践，当面对广大的受众时，它已经成为一份重大的责任，我们并没有这样宣示，但我们努力实际做到（负责），我们当中没有人因为做“女孩”而获利。 Ana Mendieta: 我们休息一下。“孤独山脉”（早期广播和电视中带面具的匿名超级英雄，见前）是胆怯的吗？ Q.有没有人试图揭露你们到底是谁？ Paula Modersohn-Becker:有一个人曾威胁要这样做，但有成千上万愤怒的、斗志昂扬的女权主义者关注他的案例，她们已经够他受的了。 Liubov Popova: 好多年以前，曾有两个人张贴过带她/他们照片的招贴画，宣称自己是“游击队女孩”，真是不可思议的职业策略！ Q. 你们制造了改变吗？ Emily Carr: 我们让经纪人、馆长、批评家和收藏家更富责任感，对于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来说形势确实好了很多，虽然同时有很多倒退。 Frida Kahlo: 就在去年，曾在80年代中期宣称性别不再是一个限制性因素的Robert Hughes（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作家和广播主持人）, 为《时代》杂志写了一个关于伦敦某美国艺术展的评论，他说：“你用不着是‘游击队女孩’就可以知道，这展览里没有足够的妇女。”这是进步，虽然Hughes 食言了，没有里为自己过去的迟钝而道歉。 Paula Modersohn-Becker: Mary Boone（女画廊老板，见前） “不够男人”，所以不承认我们影响了她。但在我们抨击她之前，她从未代理过任何女画家。 Kathe Kollwitz: 博物馆馆长们觉得自己是被迫在镜头前奉承我们，他们惯于忽视我们，总希望我们自己走开。 Gertrude Stein:这种悲惨的局面必须要改变，而我们是改变的一部分。 Q. 成功有没有毁了你们？ 33.3%: 有 33.3%: 没有 其他人: 不好说。 Q.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所有人: 回到那边的丛林，回去工作。 Q. 最后一件事：你们怎么能忍受整天戴着面具？ Emily Carr:它很性感（hot）。 Paula Modersohn-Becker:但戴着它的感觉更热（hot）。 Alma Thomas: 但我们看起来这么美丽，所以不怎么抱怨。 Copyright ©1995 by Guerrilla Girls, Inc.
认识一下“游击队女孩”(上)出自“游击队女孩”的第一本书《游击队女孩的供认》，1995年 翻译：piner Rosalba Carriera: 当我们第一次面对媒体时，显然我们需要代号以区别团队成员。在我们为NPC的“新鲜空气”节目录影时，乔治亚·奥姬芙（获得极高声誉的美国女画家，1986年去世）去世了。就在那时，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使用故去的女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字，以凸显她们在历史中的存在，同时也解决我们接受采访时的名字问题。那就好似奥姬芙从墓中仍与我们谈话。到现在，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马克思主义者，1954年去世）, Alma Thomas（首位开个展的美国黑人女画家，1978年去世）, Rosalba Carriera（18世纪意大利女画家）, Lee Krasner（有影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1984年去世）, Eva Hesse（德裔美国雕刻家，新材料使用先驱，1970年去世）, Emily Carr（加拿大女艺术家和作家，以表现加拿大本土生活著称，1945年去世）, Paula Modersohn-Becker（德国女画家，早期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1907年去世）, Romaine Brooks（美国女画家，以男装女性肖像画著称，1970年去世）, Alice Neel（美国女肖像画家，1984年去世）和Ana Mendieta（古巴裔美国女艺术家，从事行为艺术、摄影和录像艺术，1985年去世）只是一部分加入我们的著名历史人物。现在我们又补充了Rosa Bonheur（19世纪法国女画家和雕刻家）、Angelica Kauffmann（18世纪奥地利女画家）和Sofonisba Anguisolla（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女画家）。有一个女孩不喜欢这个主意，她自称为GG1。 Q. “游击队女孩”是如何开始的？ Kathe Kollwitz:198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叫做“国际绘画与雕塑纵览”的展览开幕，它被认为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所有参展的艺术家都是白人，无论是来自欧洲的还是美国的。这真是糟糕，更糟糕的是博物馆馆长Kynaston McShine还说不能出现在展览上的艺术家都应该反思“他的”艺术生涯。这话激怒了许多艺术家，因为显然这家伙有严重的偏见。妇女们在博物馆门前示威，像平时一样散发传单、设置拦截线，但并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我们中的一些参与者很恼火。 Meta Fuller:我们开始自问一些问题：为什么妇女和有色艺术家在70年代比80年代做得更好？难道艺术界在倒退？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能做些什么？ Q.那你们做了什么？ Frida Kahlo:我们决定发现情况到底有多糟糕。在大约5分钟的研究后我们发现情况比我们所想的更严重：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画廊和博物馆展览中几乎没有女艺术家。当我们展示这些数字时，有些人说这是水准问题，不是偏见，另外一些人同意存在歧视，但认为没什么改变的希望。每个坐在权力位置上的人，馆长、批评家、收藏家和艺术家自己都把责任推给别人。艺术家责备经纪人，经纪人责备收藏家，收藏家责备批评家，如此等等。我们决定公布这些人的纪录，让他们难堪一把，于是就有了我们在纽约苏活区街道上展示的第一批招贴画。 Q. 你们为什么要匿名？ GG1:艺术界的圈子很小，我们确实害怕得罪一些圈中最有权力的人，那可能会毁掉我们的艺术事业。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让焦点集中在议题上，而不是我们的个性或我们自己的作品。 Lee Krasner: 我们用这种方式加入了面具复仇者的古老传统，这些人大部分是男的，像罗宾汉、Batman（1939年诞生的连环画人物）, The Lone Ranger（美国广播和早期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和神奇女侠（美国漫画中的第一位女英雄人物，诞生于1941年）。 Q.你们为什么自称“女孩”？这不会让许多女权主义者感到不安吗？ Gertrude Stein:是，我们希望耸人听闻，我们希望让人不安。 Frida Kahlo:把成年女人叫做女孩是暗示她不完善、不成熟、没长大。但是我们决定收复“女孩”这词，让它不能再被用来攻击我们，同性恋艺术家自称“酷儿”是同样的思路。 Q. 你们为什么要当游击队？ Georgia O'Keeffe:我们想耍弄那种对游击战争的恐惧，让人害怕我们要干的事儿，担心我们接下来要袭击哪儿。另外，“游击队”和“女孩”放在一起很好听。 Q.自称为艺术界的良心是不是有点自命不凡？ Eva Hesse: 没错，每个人都知道艺术家一向自命不凡！ GG 1: 无论如何，艺术界需要自我审察，需要更多的自我批评，每个行业都需要良知！ Q. 为什么戴猩猩面具？ Kathe Kollwitz: 我们首先是游击队，其次是猩猩。从一开始媒体就希望我们公开照片，我们需要伪装。没有人确切地记得我们如何搞到皮毛面具，不过，有一个故事是，在一个早期的会议上，一个发起的女孩的拼写很糟糕，她把“游击队”（guerrilla）写成了“猩猩”（gorilla）,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错误，它给了我们“男人味儿”。 Q.短裙、高跟鞋和鱼网袜是怎么会事？ Emily Carr:这些装束加上猩猩面具，挫败了对女性性感的刻板印象。 Meta Fuller:事实上，我们大多数时候穿得没什么特色，像艺术界中所有人一样穿黑衣服。有的时候我们穿高跟鞋和短裙，人们就记住了它们。 Q. 你们为什么要使用幽默？你们想传达什么信息？ Paula Modersohn-Becker: 作为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我们在艺术界中的处境是如此悲惨，我们能做的就是拿这个取乐。嘲笑和轻视把我们排斥在外的体制感觉真好。而且，认为女权主义者没有幽默感的看法是陈腐的。 Eva Hesse: 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批招贴画并不好玩,只是狡黠，但我们很快发现幽默能吸引到更多人，它是非常好的武器。 Q.你们允许男人加入吗？ Frida Kahlo: 我们非常乐于包容，但找到愿意从事不能获得报酬和声誉的工作的男人并不容易。 Kathe Kollwitz : 说实话，我们有很多男性支持者，还有很多男人要求加入，我们正在考虑。 Q. 对你们最早的行动的反映如何？ Anais Nin:怀疑、震惊、愤怒都有，而且议论纷纷。那是里根的80年代，每个人都发疯似的想成功，没有人希望被认为是抱怨者，几乎没有艺术家愿意去抨击顽固的体制。我们马上成了晚宴、开幕式甚至街头的话题，这些女人是谁？她们怎么敢说那些话？她们说的是不是艺术界的真相？女艺术家爱我们，此外几乎所有人都恨我们，但所有人都不停地议论。 Q. 从那以后你们做了什么？ GG1: 我们的招贴画一个又一个，我们还做了60多个调查，涉及我们的文化中普遍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不同方面，不仅限于艺术界。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了我们的全套资料，我们在四大洲的博物馆、大学和学校向许多听众发表讲演，其中有些邀请来自被我们抨击过的机构和人。 Q. 听起来你为你们的成功而感到惊讶，本来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Romaine Brooks:我们本来根本没期望什么，我们只是想跟我们的敌人搞点乐子，再稍微发泄一下怨气。 但我们也想通过新的策略和战略让女权主义重新兴盛起来，这么多的人认同我们并觉得我们说出了她们的集体愤怒，真是令人吃惊。我们没有过那么张狂的想法，让日本、巴西、欧洲甚至巴厘岛的女人都对我们做的事感兴趣。 Q.除了招贴画之外你们还干了什么？ Eva Hesse: 招贴画是我们最主要的公众传播手段，但我们也做别的事情，像制作布告牌和巴士广告、散发杂志、抗议活动、集体投书行动。我们特别得意于曾在一些重要博物馆的卫生间里张贴过大幅传单。 Rosalba Carriera: 我们给那些过分的冒犯鬼们发匿名信，经常是授予他们编造的奖项。我们给纽约时报的John Russell（著名艺术评论家，2008年去世）发了一个1986年“最该领情”艺术评论奖，他评论Dorothy Dehner（女雕刻家，1994年去世）的展览时称她为“大卫·史密斯夫人”，以指她那位离婚多年的著名雕刻家前夫。 Alice Neel: “诺曼·梅勒对性别平等议题敏感奖”被给了画家Frank Stella，他说他喜欢像Helen Frankenthaler（与Frank Stella属同一流派的年长女画家）那样的 “女孩”艺术家的“男人气”作品。我们冲艺术市场的大红人Brice Marden 晃一支有好多毛的手指头，因为他对《名利场》杂志说他不知道请女经纪人是不是好事。 Tina Modotti: 我们把“年度辩护奖”给了女批评家Kim Levin，她评论David Salle的一个展览时对他的厌女隐喻避而不谈。最近在一个柏林的座谈会上，她声称感谢我们的批评。 Gertrude Stein: 我们给朋友和敌人们发圣诞祝辞，在文后会提醒“我们知道谁捣蛋谁是好人”，我们希望捣蛋鬼们“在地球上安静点，对女人善意点”。 Frida Kahlo:如果Michael Kimmelman（《纽约时报》首席评论家）再对公平容纳妇女和有色艺术家的展览大肆抨击，就像他对1993年冲惠特尼双年展歇斯底里地怒吼一样，我们就要送给他够一年吃的止痛片。 Q. 你们自己有没有被指责为歧视？ Alma Thomas: 有，更年期妇女觉得我们在取笑她们，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通讯取名为《来自游击队女孩的潮热》。我猜她们不知道取这名字的女孩是自己有潮热。 Kathe Kollwitz: 一位男记者仍在威胁要起诉我们，因为比起妇女或有色艺术家，我们的《潮热》向白种男人收更多的订费。我们觉得自己很公平，因为白种男人挣得更多。我们告诉他去起诉那些跟女人要更多钱的理发师。 Romaine Brooks:我们也听说一位白种男同性恋很生气，因为他不得不像白种异性恋男人一样付费。所以我们让我们的措辞更精确：“能挣更多钱的白种异性恋男人：12美元，其他人：9美元。” Q.有什么事是你们感到抱歉的吗？ Anais Nin:我们的拼写错误。 Q. 你们有多少人？ Lee Krasner: 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暗自怀疑所有的女人都生下来就是游击队女孩，问题只是如何让她们发现这个。如果肯定的说，我们有几百个，如果大概的说，我们有几十万个，甚至或许，成百万个。 Q. 你们怎么工作？ Alice Neel: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变得类似一个庞大、疯狂、打理不周的家庭。 我们争论、叫喊、抱怨、改变主意，总是声称如果不按自己说的做就退出。我们在不同的会议间连线以理解彼此不同的立场。我们几乎不投票，大多数时候按照协商一致的意见行事。有些人退出了团队，但最后大多数人在几天、几个月，有时几年之后又回来了。圣诞晚会和重聚都有点（热闹得）恐怖，我们相互间非常关心，即使我们看事情的方式不同。每个人都有她实在讨厌的招贴画和实在喜欢的招贴画，我们同意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也许这就是民主。 Q. 你们怎么获取信息？ Violette LeDuc: 通常我们只是在画廊、博物馆里和媒体上统计数量。 Eva Hesse: 我们最好的信息源之一是《美国艺术》杂志，在它出版的年度指南里，画廊和博物馆会很“自豪”地宣布它们在一年中会搞哪些歧视性的事儿。 Alice Neel:我们会重新解释许多机构提供的公开信息，我们就是这样搞了一个展览，显示惠特尼博物馆在展示妇女和有色艺术家方面的纪录是多么可怜。 GG 1: 为了准备《潮热》第二期，我们用一个虚构的研究生的名义编造了一封信，询问150个博物馆的公关部门它们正在干什么。 Romaine Brooks: 为了准备第一期，我们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坐了好多天，读了《纽约时报》从1991年到1992年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章。然后，我们从遍布全城的秘密消息源那里获得了那些评论家的丑事。 Ana Mendieta: 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秘密团体，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比如可以是Leo Castelli（著名艺术经纪人，最早代理安迪·沃霍尔的汤罐头画作，1999年去世）的肛肠科大夫，Mary Boone's（著名画廊女老板）的整形医师，David Salle的发型师，或者Carl Andre（画家）的下一个女朋友。 Q. 你们多久开一次会？ Tina Modotti: 28天一次（就像月经周期）。 Q. 谁资助你们？ Georgia O'Keeffe: 最开始，我们自掏腰包制作招贴画，然后开始有人主动向我们捐款，其中一笔来自纽约市一家博物馆的秘书，他/她写信说：“我替一位曾被你们把名字标在招贴画上的馆长工作，你们说的没错，他是个混蛋。这是25美元。”现在，我们收到许多事业上升的女艺术家的捐赠， 我们的通讯《潮热》甚至得到了政府资助以“监测艺术界的性别和种族歧视”。没有基金会和艺术保护者给我们开大额支票，也没有给游击队女孩的PAC(?)。我们接受那些被我们抨击过的机构的回馈，它们会购买我们的海报或支付演讲费。 Q. 游击队女孩的种族构成是怎样的？ Gertrude Stein: 我们的成员情况保密，不过我们当中有色妇女的比例多于人口一般情况。 Q. 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的面具有种族歧视色彩，因为它们唤起了对常被用来羞辱黑人的丛林低等生活的印象？ Zora Neale Hurston:我们已经谈过，这是在破除刻板印象，就像我们用“女孩”这个词。 Meta Fuller:猩猩一点都不低级劣等，像你说的这么想是“智人中心主义”。 Alma Thomas:我更喜欢粉红滑雪面罩。 Q. 你们也做关于堕胎权、海湾战争、无家可归者、强奸、克拉伦斯·托马斯（1991年被控性骚扰的大法官）以及其他和艺术界无关的招贴画，为什么？ Paula Modersohn-Becker:我们认为自己属于很多领域，而且可以扮演所有我们希望的角色。 Liubov Popova: 我们希望提炼出我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制作招贴画时学到的东西。 Kathe Kollwitz: 我们的批评并不成系统，它们并不是非常精确地炮制出来的。成员们把议题和主意带到团队中来，我们努力把它们体现为有力的招贴画。有时我们都对某个议题感兴趣，但想不出如何把它变成招贴画，或者不能达成一致，于是就把它留到下一次会议上。 Emily Carr:很多议题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聚焦于某个领域一会儿，然后回到艺术界，然后又出来。 Ana Mendieta: 像海湾战争这样激怒我们的事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催生一大堆招贴画。 November 30 “游击女孩”，一个小误会前天东妮告诉我：某一天她在所住的上海某小区的社区购物广场前，碰到了一群外国女孩在表演，她们戴着面具，沉默不语，在周围的喧闹环境下很让她震动。这些女孩向路人散发关于家庭暴力的知识卡片，并鼓励人们写信给她们。
我搜索到了关于这表演的报道，如下： 游击女孩到上海……明天，从广场到公园，从商场到酒吧，有一个装扮成猩猩模样的表演队将在这一天中以“游击战”的方式辗转于上海的不同公共空间，这是一支美国演出团体“游击女孩在路上”（Guerrilla Girls On Tour）的行为表演。这个名为“无声的力量”的行为表演……在一整天的表演中，“游击女孩在路上”将身穿T恤牛仔、戴着猩猩面具和假发，在人流熙攘的公共空间，分别摆出不同的姿势，表现女性的痛楚、隐忍和大声疾呼等，每个造型保持30秒钟。而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会向路人发送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明信片，上面的内容是家庭暴力的相关数据和各级妇女保护组织的联系方式等。 报道还配发了多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例如： 
（海报中的英文意为：难道妇女必须裸着才能进入美国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家中妇女不到3%，但出现在馆中的裸体形象有超过83%是妇女。） 这照片和海报都属于“游击女孩”，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女权主义艺术行动团体。 于是，我想“游击女孩在路上”一定是“游击女孩”的一个项目？于是，我访问了“游击女孩”的网站，并给其网站上留下的邮箱发了一封信，问她们有没有在北京活动的计划。 刚才，我收到了回信，这十分友好的信中说：“请注意十一月访问上海的并不是‘游击女孩’，而是‘游击女孩在路上’，她们和我们完全不同，她们做的是戏剧表演。” ——就是说，情况是这样的：“游击女孩”和“游击女孩在路上”是两个不同的团体，虽然除了名称相似之外，她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都基于纽约，都使用面具作为标志，都采用艺术作为介入的形式。很可能这两个组织有渊源，那么她们现在各行其事。在“游击女孩”的网站上专门声明了这一点，但我没有留意。 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她们都首先将在中国的活动地选在了上海。“游击女孩”曾为2007年9月的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制作海报并公开展示，其中一张海报呼吁艺术收藏家更多重视女艺术家的作品，如下： 
没错，海报一角出现的猩猩掌就代表游击女孩的标签，自1985年成立以来该组织成员进行公开活动时均扮成猩猩，她们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面目，而是在面具的保护下尖锐地讽刺和攻击艺术界的歧视与腐败，这是该组织在大众媒体上成名的重要原因。 该组织成员均采用已故女艺术家或作家的名字作为代号，例如给我回信的那位署名为“Kathe Kollwitz”，这是一位1945年去世的德国女艺术家的名字。这种做法是为了凸显女性在历史上的存在，并象征逝者们与“游击女孩”同在。 无论如何，这个误会的收获是我翻阅了“游击女孩”的网站，以后有时间我会介绍一些这传奇团体的故事。 “游击女孩”网站：http://www.guerrillagirls.com/ 关于上海反暴力表演“无声的力量”的报道全文：http://jr.hexun.com/2008-11-13/111194508.html November 26 家庭暴力没有“新趋势”今天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上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在记者提问时段中，有人向ACWF的代表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最近家庭暴力有何新趋势。 这个问题得到了认真的回答，但我并没有注意答案，因为我不相信这个问题能有真正的答案。几年前，在我负责DVN的媒体联络工作时，也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每每语塞。其实，或许应该给予的回答是：家庭暴力没有新趋势可言。 家庭暴力的历史和父权制一样悠久，它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也许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状况的变化，但如果认为这种变化能够在几年甚至一两年内就被观察到的话，那就太低估家庭暴力的顽固性了。 所谓“新趋势”的总结必须建立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之上，然而，我们对家庭暴力的过去和现在都知之甚少。当我们不知道家庭暴力为何物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对它进行描述和监测，对中国家庭暴力现象的首次论述出现在1992年，也就是说，在1992年之前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认知中不存在。对家庭暴力的大规模调查到上世纪末才开始，ACWF和DVN都希望了解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两者的数字都经常被引用，但没有一个被公认是权威的（但DVN的结论被更多引用，因为它比较高），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我们还不能确认，更遑论家庭暴力的全面状况。 现在，我们已经把“家庭暴力”这个词用得非常熟络了，但在熟络的背后，其实，我们对家庭暴力无数案例背后的规律知之甚少。如何在中国情境下解释家庭暴力的发生和演化机制，这个或那个中国人或家庭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心理人格、生命周期、经济地位、相处模式……与家庭暴力之间会怎样相互影响，都不是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家庭暴力新趋势”呢。 在“家庭暴力新趋势”这个问题上，应该警惕来自WF的信息，当然我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意义。目前中国只有WF拥有家庭暴力报告系统，它历年统计其信访或热线中报告的家庭暴力事件并进行统计。但是这种统计只能反映实际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因为大多数受暴者不会向他人透露，即使透露，最多的选择也是向亲朋倾诉，向相关部门求助的只是很少一部分，WF又仅是多种求助渠道中的一个。因此WF收集的数据和案例尽管也值得观察，但如果用它来定量地描述家庭暴力普遍的状况和变化就未免挂一漏百甚至谬以千里。 例如在 这篇报道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rb/200811250042.asp 中所说的：“珠三角八成家暴案来自外来人口”。实际这只是依据地方WF的信访数量所做的计算，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只能说明向WF投诉的受暴者中外来人口很多，也就是说，外来人口中的受暴者较多信任WF，而本地居民并不。这是很符合常识的，因为较高社会阶层中的家庭暴力更为隐秘是一个公认的看法，而且可以推测的是，较高社会阶层中人资源多、知识多，会更不倾向于使用WF这样经常无效的投诉渠道。将家庭暴力高发与外来人口联系起来，是对家庭暴力议题的误导，为了提高反家庭暴力的公众意识，相关工作者一直在提醒人们：家庭暴力在所有的阶层和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它不是底下边缘阶层的“专利”，应该纠正将施暴者与受暴者与“没文化”、“素质低”之类的负面评价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这种联系会加深对边缘人群的排斥，对消除家庭暴力没有好处。 “家庭暴力新趋势”是媒体的肤浅爱好，因为总想知道一些“新的”，只有“新的”才是有新闻价值的，而长期存在的即使严重的社会问题，却并不愿意关注，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去关注。这不是媒体工作者个人的毛病，而是媒体的整体价值观造就了一大群江畔逐新之夫。总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家庭暴力就像一块超级巨石，即使你所读的报纸没有写它，即使我们还没有凿开它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但它还是一直都横亘在那里的，它一点都不新，而且绝不会轻易改变。 November 23 时间利用 男女不同——认识妇女不被承认的劳动贡献时间利用 男女不同——认识妇女不被承认的劳动贡献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在不受控制地流逝的时间背后，在未必刻意的活动安排背后，有你的责任、角色、地位、付出和收益。时间可以成为一个尺度，反映人的活动情况，从而研究和评估各类人群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时间利用调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同时，时间利用调查的一种特殊价值受到重视，即了解妇女无酬劳动的状况，更客观地反映妇女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做的贡献。 众所周知的是劳动分为两种：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但是我们往往对有酬劳动的付出和价值有明确的认识（每天上班N小时，每月获得工资N元，创造利润N元……），而对无酬劳动的付出缺乏重视，并且认为无酬劳动是无价值的。由于大部分无酬劳动由妇女承担，对无酬劳动的偏见导致了对妇女价值的贬低，这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 性别平等进程一方面要求提高妇女在有酬劳动中的参与和收益，另一方面要求肯定妇女无酬劳动的贡献，后者的起步即须从认识妇女无酬劳动的付出开始，为此需要开展不同以往的统计活动，因为，以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为代表的统计方法，对无酬劳动忽略不计，被认为仅反映了75%的男性劳动和33%的女性劳动，这种仅以货币价值产出为标准的统计方法正是导致低估妇女劳动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劳动花费时间为依据的时间利用调查，能够更真实地告诉人们，男性和妇女为了维持家庭和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到底付出了什么。 因此，性别平等进程对时间利用调查提出了要求，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领》提出各国政府统计机构应该改进对妇女无酬劳动的计量方法，开展时间利用研究， 受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政府从未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利用调查，2008年，国家统计局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方法，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云南、甘肃10省市组织实施了我国的第一次时间利用调查。 目前该调查结果简介已经刊登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此次调查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性，而且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发现，关于此次调查的结果目前还未见到媒体报道。 该调查显示：中国妇女是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其无酬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尽管男性的有酬劳动时间多于女性，但妇女却承担着繁重的无酬和有酬劳动的双重责任，总计而言，妇女的总劳动时间多于男性：妇女的每日总劳动时间为8小时17分，男性的总劳动时间为7小时30分。而妇女的自由支配时间远少于男性。 中国农村妇女是劳动负担最沉重的群体，其从事无酬劳动的时间、每日总劳动时间（8小时46分钟）均多于农村男性和城镇居民，而中国城镇男性相比之下最轻松，尽管其有酬劳动时间多于城镇女性，但其每日总劳动时间却仅有5小时49分钟，城镇女性的总劳动时间则为6小时40分钟。 或许这些发现能够帮助改变一些常见的误会，例如“城市男人很累很辛苦”、“城市男人分担很多家务”、“城市女人干家务越来越少”等等，实际从该调查看中国城镇男性每日无酬劳动时间仅为1小时36分钟，而城镇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为每日3小时36分钟，是城镇男性的两倍多，仅比农村女性少10分钟。
妇女的沉重劳动负担提醒人们重视劳动贡献和家庭社会地位之间的不成比例，提醒人们重视她们不被承认的付出。无酬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说明中国社会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然明显，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仍然有待更新，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减轻妇女双重负担的主张仍未过时。 或许还可更进一步思考：如何减轻妇女的无酬劳动负担？选择之一是购买市场化服务，例如雇佣家政工人、送幼儿和老人入托养机构。但市场化服务的价格往往是农村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担的。另外一种主张是国家为家庭提供更多福利性支持，例如开设非赢利性托养机构、为幼儿、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照顾补助等等。减少无酬劳动能相应增加妇女用于休闲和学习的时间，从而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扩展其自主性和发展机会。
资料来源：《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结果简介》，安新莉等，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grgd/t20081121_402518869.htm
2008-11-22
piner
November 21 谁能帮助你？我想谈谈关于“帮助”的话题，虽然这话题对于我来说，仍然基本是一个泥潭。 去年冬天，我遭遇了一个小小的麻烦，出于善意（或许只是为了表演善意，或许只是不好意思拒绝），我向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表达了一点善意，我想这善意没有逾越这样的分寸：它能证明我是一个好人（还记得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吗？）但并不表示我乐于由此与对方建立更深的友谊。 问题是这女孩的想法和我并不一致。于是在这女孩离开北京到家的当天，她就往我的手机上打了11个电话，并发了N封邮件，此外我的MSN上还多了一个总是要和我说一些我毫无兴趣的话的人。 这让我感觉十分糟糕，于是开始划清界限，将她从MSN上删除并将她列入邮件阻止名单。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某一天，有人转交给我一包各色礼物，其价值在我看来远远超出一般朋友间的馈赠。这种过度的慷慨暗含有一种强迫性，那就是：单方面地发起了关于友谊的交换。 似乎皮球被踢到了我这一方：既然我已经被动地接受了礼物，那么我是回应还是不回应，或者更具体地说，对这个自称深陷困扰之中的女孩，我是帮助还是不帮助？ 某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就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帮帮我…… 我的反应是大吼一声：不！并且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段时间：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大意是：我并不是想侵犯你的生活，你太敏感了。我找到了别人帮我。 这件事情一度让我感到困扰，原因显然是：我很善良，而且要求自己善良。但我是否没有做到？ 在与瓒小姐谈到此事的时候，同样善良的她很关切地说：她需要帮助，应该有人帮助她。 这样的评论一时让我语塞，事后，我才想到了应该回答的：她确实需要帮助，但那并不意味着帮助者应该付出被困扰的代价，我有权保护自己的生活，这和是否敏感无关，双方都必须应该划清他们的边界。 这一点在那些助人性质的职业工作中能看得很清楚：心理医生将帮助限定在付费时间内，而免费的公益咨询者同样会规定每个电话的时间，超出时间了，对不起，你只能下次再打。 这些方式的背后是对权力关系的维护——他们明示自己不会给予求助者想要的一切，主动权属于他们而非求助者，规则由他们制定。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那么结果就会像没有技巧的救生员一样，被挣扎的求助者一起拖下水去。 而这个女孩将帮助定义为“按我所需要的方式、在我所需要的时间来帮我”。严厉点说，她需要的并不是帮助她的人，而是她那混乱纠结的情绪的倾泻对象甚至受害者。 我乐于帮助别人，但我不想成为受害者，所以我不会回应这女孩的求助。这是我关于这段纠缠的结论。 然而实际上，另外一方面，我也经常处于痛苦之中，在这种时候，同样的，我也经常强求别人的帮助，再三再四的，带有强迫性的向某些特定的人发出求助的信号。 然而，同样，果然，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因为对方的帮助永远无法使我满意！仿佛求助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证明对方没有帮助的能力并谴责之？尽管我并无这样的动机，但显然结果如此。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充满挫败的经历。 我想关键在于，我又忘记了那最重要的道理：没有人能包办你的生活，没有人能像缤纷糖果店一般给予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不要指望任何人……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好玩，它其实已经在赞同你可以“指望”别人并谴责别人“指望不上”了。事实是，人我有别，最严重的痛苦也理应自己承担。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这道理用在自己身上，然后我意识到，我需要的并不是和任何忽视怠慢我的求助的人和解，而是和自己和解，并且放下怨念。 从那时到现在，每天每天，我感到自己在强大起来，而且越来越乐观。力量不能被灌注，它来自你的内心——你对生活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看法。 世界并没有改变，但我的内心已经很少阴AI，而且我并不为付出了这么多时间才领悟而感到焦虑，我想这就是我的经历——理应经历的，可以作为财富的。 今年9月底的时候，我在某流浪猫论坛看到一个求助帖，作者讲述了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惨痛经历，并且请求网友们收养她的猫。 看到这个帖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帮助她。继而，我又感到极度的痛苦和恐慌，以致于蹲在厨房的地上大哭了一场。痛苦在于我为女人的不幸而悲哀，从这女人的不幸中我看到了自己于是越发悲哀；恐慌在于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她，而且我还是害怕成为她无意中的受害者！这是真实的。 后来我镇定下来，想到：我并非要承担起解决她生活中一切问题的义务，我只需要让她感到我的支持，做我能做的，并且相信她的能力。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于是我和这个帖子的作者成了朋友。有的时候，她非常希望我代替她做出选择，而我的回答是：这只能你自己决定。 我想在一个渴望求助的人看来，我这样的回答是非常不够的，但是我希望传达给她的是：今后除了施暴者之外，没有人再替她做出决定了，她必须学会不再怨天尤人和依赖，而成为自主的人，自主就意味着自己做出决定并且承担后果。 我没有资格训练别人，只能希望她逐渐领会到这些，这在开始时肯定是艰难的，甚至对于女人这个性别来说，可能会一直艰难，羸弱和短视好像是女人被教化后的宿命，一生都得和这个宿命斗争。 我托付期望在这个女人身上，希望她能坚持住，并且好起来——虽然这个社会对她非常不够善待，但我们必须要首先求助于自己的力量…… 我想在这个方面，我的朋友H是一个样板，为了她女儿的案子，五年来她始终在奔走求告，饱经挫折，但她始终未曾失去尊严和信心。如果说她同样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的话，那么，她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让人肃然起敬的不幸者，而这就是她能得到许多帮助的原因。黄静案最终解决的希望，就在于她那悲哀绝望中始终冷静而坚持的能力。 我始终记得萨特的那个比喻：你站在一段断裂前，周围空无一人，这时你要做什么？你所面对的就是所谓“自由选择”，也就是你在无所依傍的前提下需要为自己做出决定。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生的虚无，你会感到“恶心”，但问题还是：你要做什么？没有人，没有上帝会代替你。 October 21 昨日参加步行助学活动昨日参加了农家女学校的步行助学活动。
我没有相机，关于此次活动的详细报道，请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5b12a0100aza0.html
我想补充一下的是：
此次活动的行程比预期缩短了一半，实际我们步行了约9.2公里。
个人感觉，以体力而言走得更远一些是没问题的，但装备是瓶颈，我的脚磨破了，同行的某人坚称自己一切正常，但实际后来她一直有些瘸腿。
可能很多人尚未认可参加此类活动的意义，甚至宁肯捐款而不愿走路。不过很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已经毕业的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她们回报的努力。
组织这类活动相当麻烦，要考虑交通安全、伤病、掉队等等，这样的路程下大队人马都顺利地集中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路程更远一些风险会更多。万事开头难，相信以后这类活动会更加壮大。
下午和晚上的学校十周年庆祝活动十分的热烈，简朴拥挤的会议室里掌声欢呼不断！已经毕业的学员们的发言十分精彩，即将毕业的学员们情绪十分高涨。
晚上的节目表演经过了精心准备，大受欢迎！本人为喝彩活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当院子里点起了篝火，学员们绕着圈子跳舞开心之至甚至有些疯狂，她们美丽的笑脸真是令人感慨。这是她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其中有些人第二天就要离校，大多数人都在学校的帮助下找到了在北京和上海的工作，但未来还有许多挑战甚至凶险，真希望她们都能顺利。
此次助学筹款相当成功，使用此笔捐款的灾区培训尚未开始，未来后续可见http://www.nongjianv.org
特别感谢EVERY DAY 先生的捐助～感谢小唐把EVERY DAY的捐款转给了我。由于EVERY
DAY一个人就捐了1000元，另外100元活动费应由我自己负责，所以另外两位匿名之人的捐款我得退回了～
我收获服装一件、学校食堂用餐两顿、充实的一天。
September 20 天津电台节目有感天津电台节目有感 天津电台“滨海直播间”节目的一位记者看了我的博客之后，邀请我参与他们的一个直播谈话节目。 这是一个为期一小时的午间广播节目，我所做的是在家里接起电话，然后就能听到节目内容，并能随时发言，主持人是一位女性，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位名为裴钰的男嘉宾，另外她还接入几个听众电话。 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了解这节目的安排，实际上该节目是按照大众媒体的习惯，邀请了两位观点截然不同的嘉宾。而尴尬就出在这里。 所谓尴尬就是，那位裴钰一直都在努力不让我说话。只要我说话，他就插话、打断、反驳，即使主持人说明是向我提问，他也要抢着回答。 后来我不得不开始提出：“我可不可以说完”，也有接入的听众提出“嘉宾应该让人把话说完”，主持人亦提示不要同时说话，否则听众无法听清，但他仍然不放弃这种做法，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又专门说明最后三分钟请我发言，显然是给我的补偿，但这位裴钰还是依然故我，当我提出“这是我的时间”、主持人亦赞同之后，他的说法却是：咱们这就是在PK麻！” 于是节目最后在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中结束，主持人总结时说：嘉宾讨论得很热烈，虽然很多话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没有听清。 这实在是有些滑稽而且幼稚。我有些惭愧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角，也许我可以更“矜持”一些，让对方爱说说去，但这种选择未免也太女人气了。我更遗憾的是没有向这位裴钰说清楚，我们并不是在“PK”，不是在比赛，不是在竞争最佳辩论奖，而是在谈话，冒犯谈话规则是没有礼貌的表现，何况还有那么多听众。而倾听是交流和理解的前提，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所一味声讨的那位声称想当“三奶”的“我是农家女”都一样。 节目结束之后即接到电台记者的电话，对没有让我充分阐述表示歉意。其实，我是不会在意的，这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我一向认为这类活动都是“游戏”，在媒体已经制定了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我来“玩一玩”，既然我的观点是否能完全传达并不决定于我，对其效果我也从来就不是那么期待，我愿意诚恳表达，但未必正统地对这些事儿“认真对待”。第二，我知道受众会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很可能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未必取决于我们自己对“表现”的感觉——说得越多，表现越强势，就越能获得支持？不一定。在这方面，有意思的是，主持人接入的听众发言几乎全部是反对裴钰的观点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也很有力量。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虽然我见的世面也不是那么多，但类似这种遭遇对我来说也算是司空见惯了。霸占抢夺发言时间、不让别人说话而自己说太多的人经常能遇到，他们有时候咄咄逼人，有时候傲慢冷漠，有时候自以为幽默卖乖，而共性则在于，他们既不尊重会议和主持人，更不尊重其他参与者，自我中心却罔顾他人的感受。他们参与讨论的目的就是自我表演和满足胜过别人的成就感，而不是了解不同观点、扩充自己的知识或形成共识，由于他们抗拒在满脑袋的珍贵成见之外再容纳其他，又强势压抑别人的表达，这种人的发言往往会对讨论形成破坏，并且让其他人感到沮丧。 在女权主义看来这种作风是一种典型的男性文化，虽然男人并非都如此，但我所遇到的有如此表现的男人占了绝大多数，当然，能实践这种文化必须拥有权力的自信，不是官员就要是知识者。 这些人的观点和逻辑也具有共性，例如：他们总是标榜自己关注的是“普遍性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或者“客观真理”；他们从不认错或接受建议，在遇到质疑时只有更强烈地反击，或者转移话题、修改自己的观点而不顾自相矛盾；他们往往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保守性，抵制变革和激进的主张；当然，他们也总是攻击女权主义，虽然他们对女权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对其提出种种指控，或者提出一些无意义的现象（例如“在我家都是我老婆管钱”之类）加以扰乱。 （在这个节目中听到裴钰对“女权主义”的一堆指摘时，我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并未使用这一身份，而且并不觉得这个议题需要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虽然其中有明显的性别因素。他显然是把“你们女权主义”当作一个负面词来用的，当然在大众媒体中使用这个词也很容易获得负面化的效果。他称女权主义就是要让世界大同、脱离实际、太理想化，“就算是美国、西欧也不可能做到”。） 和这些人是无法对话的，因为他们不要对话，而且也不具备对话的基础——共同的态度和共同的话语。例如“世上没有客观真理”这个认识，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是基本的，但他们就理解不了。尝试和这些人对话的结果就是让你疲惫，感到自己是在鸡同鸭讲、浪费时间。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往往你又很难保持沉默，或者自感不应沉默，因此，貌似性价比较高的选择就是回避和这些人遭遇交锋，可问题又是，这类人很多…… “自说自话”、“小圈子”，这是中国女权主义经常遇到的指责，但这些指责者忽略了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语境，而且，我基本相信，提出这些指责的人，他们自己就不打算真的去听女权主义的声音。女权主义者应该参与公共对话，并且应该努力学习对话的策略，这是没错的，但另一方面，在不友好的语境下，不能不重视对这种参与的效率及风险的评估——你并不能真的有效传播自己的观点，反而可能会遭到歪曲和伤害，然而你的时间却是多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看重的是凝聚可能的共识——对那些想听也能听懂的人说话，此外由他去，像一个笑话里说的：你就让他认为三七二十八去吧，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该期节目有一个整理版，远非实录： http://bhzbj.blog.sohu.com/99983825.html September 12 权利实现起于问责而非“个人奋斗”前两天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作者声称是出身农村的女性，虽大学毕业，却仍在穷困中挣扎，还要背负周济家庭的沉重负担，并由此对自己的同命人发出“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告诫。 就此新闻我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提出这一故事反映了一系列普遍的社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社会保障缺乏、学费昂贵、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等，并认为“这样的故事所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至今仍存在出身的鸿沟，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支持性措施去弥合这鸿沟？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理应得到机制性的修复，而不是指望个人凭借自身奋斗去克服——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并不具有超常的天分和毅力，也不会特别幸运，但我们都仍有权享受一样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针对我的文章，今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别借宁做三奶不嫁穷人制造制度悲情》，认为像我主张的那样“放弃‘逆境奋发’，拒绝‘加倍努力’，坐等权利自动演化生成，‘农家女’就注定一辈子两手空空。” “权利只有从神话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我们对权利的主张和抗争之后，它才能济世救人，但也只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完全寄希望于救世者关心，暗示底层可以坐等，其实是导国人走上歧途。”并举例说“无数打工者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无数白领在写字楼里加班加点，这是中国的活力之源，也正是中国版的个人奋斗。很难想像，没有个人奋斗，中国梦能圆。” 在讨论我和这位作者的分歧之前，首先应该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权利？简单的说，权利就是社会成员正当的、合理的需求，尽管社会成员具体拥有哪些权利、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规定和限制，但是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应该是普遍的、不可剥夺的和理应受到保护的。有些人在谈论权利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其和“义务”一词并举，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但基本权利的要求是无须以承担义务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要生为人，你就理应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和你生在哪里、做了多大的社会贡献无关。另外，所谓权利主张，就意味着要求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提供充分的保障和支持，以促进其权利的实现，维护其权利的享有，因此，权利主张的核心是个人基于其权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对制度和权力者提出的问责，权利话语的焦点不在于个人义务，而在于个人享有，在于体制设计者、资源分配者、权利保障者——国家、政府、权力部门的责任。 权利主张和市场竞争是两回事，虽然它并不排斥后者，它所要求的是平等的起点、良好的规则、充分的发展自由和公平的结果。如我此前所说的，兼具良好的权利保障和良好的竞争环境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拥有超出常人的能力和机遇，那么你就可以拥有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你也可以享有基本的安定和自由，或者如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说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 至于“个人奋斗”，这在中国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非常具有历史意味的观念。它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为个人（城市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将高等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等变为高价商品，追求经济成就却对经济秩序和劳动条件缺乏监管，同时仍然坚持城乡二元体制和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从这一视角看“个人奋斗”观念的主流化，实在是别具意味——它赦免了政府对保障基本权利和公平分配资源的义务，回避了问责，却将生存发展的压力全部放在个人身上。确实有少数案例为“个人奋斗”提供了论据，然而在这些案例背后，“沉默的大多数”却有另外的版本，因为种种的不公平、种种的权利缺失，让“个人奋斗”对他们来说只是神话。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的打工者——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己却难以摆脱脆弱的生存境遇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原因当然不是他们不“奋斗”，而是制度——无论是关乎权利的，还是关乎竞争的——的问题。我要说，面对这些人宣扬“个人奋斗”而不去关心他们的权利窘境，构成一种虚伪的、不公平的、压迫性的话语。即使对于已经占据了资源优势城市居民来说，生活中也充满不安全感，因为看起来体面的中等收入其实难以抵挡种种可能的风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情况难道是正常的吗？我们是否应该反观到底是什么机制障碍造成了贫困者的绝望和普通人的惶恐，归因于“个人奋斗”与否只会让责任者脱逃。 “美国梦”也是在鼓吹个人奋斗，“美国梦”更是对那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膜拜——它告诉人们，这个国家为每个个体都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机遇，在此基础上只要你努力就能取得成功。当然“美国梦”也是个神话，因为美国的制度并不真的那么美好，但是，不管是批判还是推崇“美国梦”，我们自己恐怕还没有鼓吹“中国梦”的资格，因为我们应该自知我们的发展路径、资源分配、机制安排……有多少问题，远不能令所有人得到平等自由发展的机会。 至于为权利而斗争（或协商），这是权利实现的必需过程，但其前提是确认权利缺失的现状、确认权力者对改善现状负有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关于权利的斗争是无法起步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底层人的斗争空间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备他们“坐等”权利，相反，应该做的是支持他们，并和他们一起从问责开始。 转一个拍我的杨于泽：别借宁做三奶不嫁穷人制造制度悲情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12日08:06 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一个网名“我是农家女”的女孩，近日自称出身落后地区贫苦农家，全家辛辛苦苦供她上了大学，但因为不算漂亮、英文不济，只找到月薪1800元的工作，看到身边有人跟穷人结婚而背负沉重负担，于是奉劝女界“宁做三奶，不嫁穷人”。 对此，主流声音除了同情就是理解。有人感慨，“农家女”喊出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有人说，道德对于贫穷者是一件奢侈品，“宁做三奶，不嫁穷人”是一种“挣扎与抗争”。北京一位性别研究学者嘲弄“逆境奋发”的可行性，肯定了“宁做三奶”的选择，并呼吁改变现行体制，说“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理应得到机制性的修复”。 对“农家女”的理解和同情，其实很缺乏诚意，因为“农家女”老大不小，急于过上幸福生活，等着择人而嫁，体制改革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农家女”只剩一条路，即在取得社会谅解之后，嫁给有钱人做二奶或三奶，则媒体评论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很可惜，做二奶三奶亦非易事。有个促狭鬼发了一个帖子，向“农家女”发出了招安之请，但他声明：“我对女人一向很挑剔，不但对她们的身高、体重、三围等条件有严格的限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年轻。”做不做二奶三奶，非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可一厢情愿，有钱人自有他们的要求。即便大家全都年轻漂亮，而金龟婿有限，做成二奶三奶仍属机会难得。 变革不合理体制，给国民平等的发展机会，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荒唐的是，在有些学者那里，似乎体制会自动演化变革，或者有救世主负此专责。他们完全否定了底层参与的必要性，意思是人们可以坐等发展机会，坐等社会保障“机制性的修复”。穷女不嫁穷男，把希望寄托到找二奶三奶的富人身上，其实也是对主体的否定。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今天中国人享有经济自由、财产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三十年参与改革的回报。若要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人人获得发展机会，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张，主动争取。如果真像北京性别研究学者主张的那样，放弃“逆境奋发”，拒绝“加倍努力”，坐等权利自动演化生成，“农家女”就注定一辈子两手空空。 北京奥运会期间，英国《泰晤士报》断言，“中国梦已经取代美国梦”。美国梦，是通过个人奋斗、公平竞争，让自己过上富裕生活，实现人生梦想。中国梦可以另辟蹊径，而不提倡个人奋斗吗？《泰晤士报》说，中国经济可能会落后于美国，但它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它的社会活力远超过美国。无数打工者在流水线上辛勤劳作，无数白领在写字楼里加班加点，这是中国的活力之源，也正是中国版的个人奋斗。很难想像，没有个人奋斗，中国梦能圆。 我们应当呼唤机会均等，应当推动体制变革，但不要制造权利自动济世、权利自动救人的神话。权利平等是很重要的，它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权利只有从神话变成我们的实践，变成我们对权利的主张和抗争之后，它才能济世救人，但也只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完全寄希望于救世者关心，暗示底层可以坐等，其实是导国人走上歧途。 September 10 听听弱者的悲叹一个以“宁做三奶，不嫁穷人”为题的帖子在网上引来许多点击，作者自称出身贫困农家，虽上过大学，由于专业不好、英文不好，只能找到月薪1800元的工作，又看到身边和穷人结婚而背起沉重负担的例子，由此劝告像她一样的农家女们：“要嫁就嫁得好一点”，“哪怕做二奶，也千万别嫁给一个跟你一样穷的人”。 不知这个故事本身是真是假，但它却具有真实的脉络，让我们看到出身贫困意味着怎样的艰辛，走出贫困又是多么的困难，而困难除了来自贫困本身的拖累之外，还来自另外许多因素的ZHI肘，包括高等教育价高质低、就业难、医疗负担重、社会保障差……据说大多数回复者都对这位“我是农家女”表示理解和支持，或许其中有些人同样出身农村有类似经历，或许并不需要这样，因为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几乎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我是农家女”的经历和观点，悖于我们社会主流的宣扬和鼓励。政府和媒体一向乐于推崇逆境奋发、凭借加倍努力最终获得成功的正面典型，然而这种推崇往往在以“成功”论英雄的同时，在肯定个人超常付出的同时，却忽视了检讨机会不平等、权利和保障缺失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由此传递的潜台词好像是：无论是否拥有支持性的环境，你都应该、都可以取得“成功”。而“我是农家女”却告诉人们，对于她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恰恰我们身边更多是像她这样仍在苦苦挣扎的弱者，而不是那些励志榜样。这样的故事所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至今仍存在出身的鸿沟，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支持性措施去弥合这鸿沟？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理应得到机制性的修复，而不是指望个人凭借自身奋斗去克服——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并不具有超常的天分和毅力，也不会特别幸运，但我们都仍有权享受一样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宣言，或许又要让一些人感慨世风日下、女性道德的堕落。且慢扣上这种帽子吧，要知道它不过是孕自从来都有的社会规范：与男人的关系决定女性的命运，她们可以通过这种关系谋取更好的生活，甚至有时这是她们仅有的机会。作为一时惊人之语，这种话更应该被看成是对社会排斥的想象性反抗：如果我得不到自立谋生的机会，那么我为什么不应寻找其他的可能？并非道德对弱者奢侈，而是道德所依附的制度没有给弱者足够的生存空间，就此应该拷问的不是弱者的道德自持，而是背后的制度。 “从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美国学者孔力飞在《叫魂》中对乾隆盛世的描述，或许很适合挪用于今天的中国，人人都想挤上那奔向富裕的列车，上了车的人害怕被抛下，赶不上车的则难免沮丧失望，自怨自艾，在主旋律的轰鸣声中，弱者的悲叹只能丝丝可闻，但他/她们确实在那里，他们同样属于中国的现实。 August 20 苹果日报：外媒为何冷落金牌大国苹果日报／在北京奥运会中，中国代表队已突破去届所获金牌总数，并大幅领先美国。照此趋势，中国要成为超越美国的第一金牌强国，此梦想相信不难实现矣。 中国人当然会为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就高兴。但为甚麽前天上午中国代表队举行记者会，反应却出奇冷澹呢？这个记者会只有寥寥二、三十名记者出席，几乎都是内地媒体，外国记者对金牌榜首的记者会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多涌往美国泳将费斯夺八金后的记者会。 外国媒体对中国夺金报道很少。各国除了报道本国选手的赛情之外，大部份都集中报道费斯夺金以及牙买加百米飞人保特破纪录的情形，电视一再重複费斯与保特夺金的赛事画面。关于中国，非常不幸，引起外国传媒话题的，不是屡屡夺金，而是中国女子体操队员的年龄问题。 国际体操联会规定，参加奥运体操比赛选手必须是199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目的是保护儿童避免过早参与可能伤及身体的运动。中国这次参加奥运女子体操队的，有三名选手正好满16岁。但外国传媒却翻出中国过去的官方报道，显示有两名运动员可能未达到年龄要求。 较多疑团的是何可欣。2006年1月，成都体育局官方网站一份「运动员交流协议名单」体操项目中的第10名选手何可欣，出生日期列明是1994.1.1。2007年11月3日在新华网的一篇报道说：「13岁的武汉选手何可欣在女子高低槓比赛中的对手是国家队的杨伊琳。」同一天，在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发表讲话，其中说到：「13岁的体操高低槓选手何可欣出色地完成了『李娅空翻』的全套动作，战胜了刚刚获得世锦赛季军的杨伊琳」。今年5月23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何可欣，说「这位14岁的队员是在去年进入国家队进行训练的……」。 另一名女子体操选手江钰源，在浙江省体育总局青年运动员名单上，她的出生日期是1993年10月1日。 外国传媒对上述中国官方的报道，都製版刊出以证实来源。虽然中国的新华网已删除了这些报道，但在Google的Cach仍可找到原文。 不过，中国官方提供了护照複印本，显示她二人今年都是16岁。国际体操联会无法不承认中国官方提供的文件。国际奥委会自然也不能说甚麽。但几乎所有外国传媒都不相信中国提供的护照证明。美国体操练Martha Karolyi的丈夫Bela Karolyi在对选手年龄作了详实调查后表示：谎报年龄比使用禁药还要糟糕，无法被大众所容忍接受。原因是：用禁药只是运动员自己犯规，而谎报年龄则牵涉官方参与提供假年龄的护照。当然，中国官方可以说，以前的报道都不确实，一切应以中国护照上的年龄为准。毕竟，政府参与在护照上造假是不可思议的。但惯于政治挂帅并强调事事服从国家利益的政权，若要世人相信它的说法，官方就应详细交代过去有关这两位运动员年龄的报道为何出错，而不是把有关网页删除，当一切没有发生过。如果认为只要「搞掂」国际体联，就万事大吉，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这样，那麽中国举办奥运的意义何在？除了表面风光之外，中国怎麽显示它与国际准则接轨?中国伪劣产品已不断被质疑，中国的诚信何堪再自我毁伤？ 8月13日，中国获体操女团冠军后，一个美国记者问何可欣到底多大，她回答：「不管别人怎麽说，我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就是16岁。」如果她说的是实话，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她是被导说假话，那就很可悲了。为甚麽外国媒体不关心中国有多少金牌？答桉可能要从中国自己的做法中去寻找。 August 16 转：弄虚作假到了这份上：奥运最大的耻辱弄虚作假到了这份上：奥运最大的耻辱
我们就是这么民族，给我世界关于鲁迅“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那许多解说如今都被我遗忘了，奥运会又让我有了新的领会。 张艺谋们用半场开幕式践行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要直白地说出来，那就是：第一，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对他们很神秘；第二，不了解并不会导致他们对中国不感兴趣，相反，他们一定很感兴趣，而且很愿意崇拜，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接触；第三，所以，我们这神秘的中国，只须举重若轻的、符号化的向外国人展示一下，就能令他们折服。 这种逻辑不只属于张艺谋们，据说曾经，颇有一些中国人很乐于友好地邀请外国人去看京剧——我们有京剧这种好东西哎，看一看吧，你肯定会喜欢和叹服，而我将高兴于你意料之中的反应。后来，有一个在中国多年的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劝告不要给老外看京剧，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那莫名其妙，简直是一种折磨（其实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 这种逻辑的来源或许就埋藏在我们的国名里，中央之国麻。也许经济军事实力不如蛮邦的发现曾让我们失落过，但论文化和文明，我们始终自信是绝对最高妙的，外国人只有拜服的份儿——因为这是我们仅有的比拼资本？ 当这些人以五千年文明泱泱大国的身份向世界征求尊重的时候，他们心里装着等级意识，他们以为别人尊重自己只能是因为自己强、大、久，要赢得尊重只能显示自己为人所不及。 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接受另外一些看法：第一，文化的自我神秘化，这“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起点，本身就是反现代的，否则就应该认为：差异肯定存在，而且不足为奇；第二，外国人并不都那么土，在这全球化的时代，他们有很多了解中国的途径，而且很多人有自己的看法；第三，其他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并不那么感兴趣；第四，文化没有大小国之别，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了不起；第五；我们的文化骄傲可能建立在不真实的描述之上，比如“四大发明”或“五千年历史”。 然而对开幕式的反馈却似乎相当符合张艺谋们的期待，所有被中国媒体转述的外媒报道都说“神奇”、“震撼”，所有被采访的外国人都说“congratulation！”果然收获了中央之国理应得到的待遇，我们很厉害，一出手就让外国人都服了！ 能不能考虑一下其他的解释：第一（我用的第一太多了）他们说好是因为他们善良而友好，这就像你看朋友新穿一件贵得要死的衣服时一定会赞美一样；第二（第二也太多了）他们说好是因为他们乐得不花钱看大戏，有义务说好没必要挑剔；第三（……）他们说好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和我们一个逻辑——乐于爱赏其他国家的文化，没那么强的国族成见。 就像奥地利女队，开幕入场时穿的是美丽的浅蓝旗袍式上衣。她们表现出来的不但是友好，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若在奥地利开奥运会，你觉得中国队会把西红柿炒鸡蛋换成他们的民族服装吗？ 这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还是用那么紧张的、警惕的心态看世界，那一朵又傲慢又自卑又狭隘又阴暗的心结解不开。民族主义总是创造力的囚笼，缶被翻出来了，以往被用滥了的符号换成了一堆新的符号，什么时候能让不敢承认或要伪装一下的民族主义也下场休息。 但是没关系，民族主义是奥运会的发动机，虽然它有时候得掩饰，不列官方金牌榜什么的，但总的来说，是贩卖这玩意才让这个超级大市场这么火，尤其是对某些患有强国焦虑症的国家来说…… 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夏奥会就夺得金牌第四，当时少年的我就此相信中国体育很强，这是一个大国首次走向世界时理应得到的成绩。没人告诉我还有苏东集团抵制这回事，直到1988年，在中国媒体对金牌的预估在电视解说员的叹息中一枚枚破灭的时候，我才诧异地发现，哦，原来外国人并没那么拜服我们。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把强国梦寄托于举办奥运会、积累金牌。他们在面对“民族”和“世界”时的矛盾心态和张艺谋们相通：一方面相信中国本来就很强，另一方面却认为这必须要通过向“他们”证明才成立，并认为只有令他人拜倒败倒才能获得荣耀。 于是，在媒体渲染中国观众多么文明友好的时候，作为一个奥运迷，看了这么多年奥运会，我的记忆里却终于有了嘘声，而且好大。当郎平带美国队打别国时我们当然支持郎平！但中国对美国的时候你听吧，比分危急时那面纱就彻底撕下了。局中休息时大放的音乐竟然是“歌唱祖国”，这还不算最毒的，对日本时还有“游击队之歌”……抗日英雄逞英豪哦，我们有组织有预谋地集体长我威风灭敌士气！ 我们就是这么民族，给我世界，这就是今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真正想说的。 August 15 如何通过邮件阅读一个无法打开的博客最近我的博客一直无法直接访问，我不知道此事何时才能解决。就此亦承蒙朋友们的垂问。
在此再提供一个办法，让你可以看到一个博客的即时内容，并无须直接访问。
也就是邮件订阅，博客有更新时会发到你的邮箱中。
为此需要借用一个英文网站，但无须密码注册，步骤十分简单，不会令不读英文者为难。经我查询在提供邮件订阅服务的网站中此网站的口碑最好。
打开http://www.sendmerss.com，在左边会看到有三个空格，第一条空格中填写
http://pinerpiner.spaces.live.com/feed.rss；第二条空格中填写你想使用的邮箱，第三条空格中重复填写此邮箱。
然后你的邮箱会立即收到一封确认信，它也是英文的，但你无须阅读它的内容，只点击一下该邮件中的链接即可。
此后，每当此博客更新，你的邮箱就会收到，并可看到博文下的评论。但你自己不能评论。
试试吧，很有效，一点都不难！
其他办法：
1、使用google reader、抓虾等聚合阅读器，此时亦须填写一个地址即http://pinerpiner.spaces.live.com/feed.rss。但阅读器可能显示不全，在你尝试全部打开时可能会导致阅读器本身暂时无法使用。
2、使用代理服务软件。最著名的当然是wujie，现已升至9.0版本，在GOOGLE上多翻几页还是能找到有效下载地址的。但貌似在局域网（很多办公室）中不能直接用。
3、转看http://622007847.qzone.qq.com/，但由于腾讯显然有过滤且不允许长文，这只是一个部分的备份。
August 14 奥委会的答复8月13日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举行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日本KBS电视台记者：我听说在开幕式上的演唱有一部分是对口型的，您知道这件事吗？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看法？ 孙伟德：昨天，我们和开幕式艺术指导核对了这个情况。在开幕式上，孩子唱的歌是录播的，这是在获得转播商同意之后，艺术指导做出的决策。根据我的理解，这也是转播商建议他们这样做的。在这之前有好几个人都试唱过这首歌，最后艺术导演把当中唱得最好的那段录下来在开幕式的时候播出。 美联社记者：我想问费利先生一个问题。您认为他是否符合这样一个原则，即应该由同一个人来表演节目，而不是由2个不同的人来表演节目，您认为这是对全世界的青少年传递的正确的信息吗？ Gilbert FELLI (国际奥委会执行主任)：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是开幕式组织工作非常庞大，而且很多人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转播商有自己的观点。我们要确保发挥最好的水平，最后制作方做出了技术上的决定，做出了这样的处理。开幕式上有15000人参加表演，而且他们要在不同的节目时段中不断改变角色。实际上，每场演出都会有这样的安排，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但是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做非常好、非常精彩。 外国媒体：如果你是那个唱歌小女孩的父亲，到最后一分钟，要告诉她，其实不是由你来唱，你会怎么跟她解释？ Gilbert FELLI：这要放在具体情景中看。比如说赛艇比赛的时候，我们只有四个赛手，他们都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最后教练会替换最后一个赛艇选手的人选，这是一样的情况，希望能够理解。当然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足球队，教练会做这样的决定，最后可能会换掉一两个球员，这是完全正常的。 美联社：9岁的小女孩在开幕式唱歌的这个情况难道和一场比赛是一样的吗？ Gilbert FELLI：我前面讲过了，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运动就是这样的道理。小女孩通过了预选阶段，到最后这个阶段决定不由你唱，就像球赛一样，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决定，这不是个人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很多小女孩受过训练，他们一个人表演，而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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